大流行后，如何重建我们的心理健康？

大流行进入第四个年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讨论在何时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中国官方也于近期宣布本轮疫情基本结束。

但让各国研究者更忧心的是：疫情对于人们心理健康产生了巨大影响。

根据Rabiu Abubakar et al.（2022）对122篇各国发表的疫情对于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章进行的综述，不管是疫情初期病毒形势严峻的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还是防疫政策相对严格的中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人们的精神心理状态都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精神压力巨大的环境中，我们如同乘坐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感到失控而危险，强烈的恐慌感会让我们做出很多不理智的决定。太害怕疫情的扩散又感觉一切不由自己决定，甚至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不停地在社交媒体上刷各种文章视频；跟网友吵架斗气，让自己精疲力尽。每当看到社交媒体上为了毫无根据的言论炒成一团，作为心理学从业者，我感到非常难过 —— 明明大家都不知所措，却不能抱团取暖、而是互相伤害。

大流行让多种精神障碍患病率明显上升

大流行背景下，日益严峻的心理问题中，焦虑是和抑郁严重影响了最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失眠和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患病率也明显上升。

2020年一月到五月的一项研究发现，抑郁的患病率升高了7倍之多（Bueno-Notivol et al., 2020）。仅就中国来说，焦虑发病率增长了45%，抑郁增长了50%，失眠增长了34%（Lai et al., 2020）；这些状况在长期随访调查中被发现持续增高，即随着疫情时间越长，受到困扰的人就越多，以致于接近八成的人都报告睡眠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Guo et al., 2021）。一些大众关注较少的心理问题在疫情期间发病率也有了小幅度的增长，例如强迫症，和进食障碍（例如厌食症、暴食症）。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虽然抑郁常常跟自杀联系在一起，但PTSD、进食障碍等相较于抑郁症有更高的自杀率，对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影响更加骇人。

病毒传播和相关防疫政策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不同人群中有变化。对感染的恐惧强烈者、有精神疾病患病史的人、经济较为窘迫面临负债和生活经费不足的人、女性、酗酒者、青少年和老年人、以及患有身体疾病的人群都更容易在疫情下产生心理困扰。

这基本与我们的常识和日常生活观察一致。例如经济压力下面临的困境是更复杂的，新闻中长期困在机场厕所、没有卫生间的工棚中，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再乐观的心智也难以长期支撑。职场女性往往在居家办公中承担起更多的家务，还因为家人24小时在家而要更频繁的做饭、收拾房间、照顾孩子，精神几近崩溃却没有办法宣泄情绪。相应的，高收入群体，有较好的社会支持和公众意识，得到较好的政府政策支持，以及能接触到心理治疗/咨询等服务会让人们有效的缓解疫情带来的压力。

很多研究分析了为什么疫情对于心理健康有巨大影响，其影响机制显然是复杂错综的。

比如生理方面，长期的压力（如经济压力、对于患病的恐惧）导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皮质醇（也就是常说的压力激素）增加，最终会导致精神心理疾病，而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免疫系统，造成使感染的风险更大，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害怕体质越弱，体质差了感染风险更高，于是更加害怕感染。

预防感染的一系列公共政策，例如增加社交孤立和隔离、减少娱乐休闲活动，更易出现家暴酗酒却更不易逃离，把线下教育转成更难集中注意力的线上课程等，人们压力增加的同时，缓解压力的方式减少了，因而都是都是造成抑郁的因素（Msetfi et al., 2022）。

大流行下，消失的掌控感

一些研究（如Brailovskaia et al., 2020, Precht et al., 2021，Xiong et al., 2021，Msetfi et al., 2022. Gan et al., 2022）都提到，在同等疫情压力下，掌控感（sense of control）越强越不容易造成心理问题，但当我们失去掌控感时，心理问题就产生了。

掌控感是一种个人应对压力的心理资源，定义为相信生活中的事件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相信自己的想法、选择、努力可以决定事情的走向，而非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审判和他人的摆布。这个概念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朱丽安·罗特（Rotter，1966）的控制点理论。掌控感是人格特征的一部分，如果想象成一个光谱，我们都在这个光谱的某一个位点，有的人更倾向于相信人定胜天，而有的人更笃定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近些年，学界开始拓展经典的控制点理论，我们看到人们的掌控感会随着情境变化：一个人可能在学习、工作中认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遇到身体健康的问题，他会开始相信遗传因素主导，不管自己再怎么健康生活该生病也无法避免；而到了公共政策层面，他更会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影响不了制度和大环境，时代的尘埃要落到自己头上是躲避不及的，个体随时可能会被压垮。

因此，在疫情影响心理健康的大背景下，我们会好奇，是否存在环境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掌控感。毕竟，新冠作为一种极易传播的呼吸道疾病，全副武装很难预防，而毒株的变化、反复，更让我们感觉不知道会面临什么症状、如何减缓症状，这种失控感、恐慌感就造成当下各种坊间传闻的消除症状的偏方，甚至有一些人开始病急乱投医，结果因为吃错药而患药疹、急性肝衰竭等。同时，许多国家地区向其民众提供的政策、信息会变化反复，甚至朝令夕改，导致民众对于政府政策和媒体建议的可靠性产生质疑（Msetfi et al.，2022）。即使病毒本身特性导致政策需要调整，这所有的一切都会让大家产生强烈失控感、不确定感，从而导致心理上的焦虑和抑郁。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通过名为“无法逃避的电击”动物实验发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

他和其他研究者把几只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鸣器一响，他们就对狗施加足够造成痛苦的电击，不管狗做什么、碰哪里、是否吼叫都可能被电击。狗逃避不了电击，就开始在笼子里狂奔、乱拉乱尿、狂吠哀嚎。几轮电击后，打开笼门，再次鸣响蜂鸣器，继续对狗施加电击。他们发现，面对打开的笼门，从未受过电击的狗立刻逃出了笼子，而那些反复被电击过的狗完全没有尝试逃出笼子，它们躺在笼子里，伴有呜咽和不自主地排便。并且在蜂鸣器响后，即使没有电击也会绝望的哀嚎、痛苦地抽搐，如同被电击一般。这些经历了“无法逃避的电击”的狗认定灾难随时会降临，而自己完全无法逃脱厄运，面对打开的笼门、逃生的希望，他们不做任何尝试，而是把自己看做待宰的羔羊、刀俎下的鱼肉。

目前，对新冠死亡的界定难题，“有点像流感死亡的判断”，一位疾控系统的相关专家提到。

马丁·塞利格曼把狗的这种状态称为习得性无助，此后几年，他的团队也在人类实验上印证了这个现象。当过去或当下的经历让人们感觉到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注定失败，也就是剥夺了他们的掌控感，他们会开始把具体事件的失败弥散性地归咎于自己的能力、智力，而把好的结果归因为幸运或他人的恩赐，于是产生情绪上的不适应、创造力匮乏且认知缺失、行动上的自暴自弃等。

习得性无助后来也常用于解释抑郁症的致病机理，抑郁患者对于自身的优势长处解释为巧合、运气、“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把失败解释为自身的缺陷和注定的结果。这让我们看到环境对于心理的强大影响，而这一实验也成为实验室里制造抑郁动物模型的经典实验方式，多少医学生在实验室里拽着小鼠尾巴造抑郁模型。

我们可以从这个实验中看到，被剥夺掌控感的狗会失去逃出困境的能力，形成抑郁状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的努力需要得到反馈，一直没有成效是无法坚持尝试的，人们会在这种耗竭中感到绝望。

Msetfi et al.（2022）的研究发现，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掌控感较低、认为自己无法知晓和控制情况的人会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知道会发生什么，感觉自己能做些什么改变未来是我们安全感的重要来源。而掌控感也对于其他缓解压力的方式有促进作用，比如Precht et al.（2021）就提到掌控感强的人做运动会让情绪状态更好压力更小，而掌控感弱的人就较难从运动中获益。

我们如何增加掌控感？

很多国家在疫情下提出的心理干预方式其实都从弗洛依德式的挖掘长久、深层的心理原因转向增加人们对压力更健康的应对机制（coping machanism），即当下，我们能做点什么改善此刻的心情。

这种转变也反映了心理咨询/治疗的一些新趋势：例如转向更短程的心理咨询/治疗。过往心理咨询往往是一周1-2次，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咨询师更多鼓励来访/患者进行分享、自由联想，较少地回应，避免提出建议。

而疫情导致的大规模的心理问题让人们迫切地想了解具体的建议来避免抑郁、焦虑。于是，一次单元咨询（single session），2-3次的稳定情况加转介咨询（Stablization and Referral）受到欢迎。甚至一些15分钟、30分钟的问题聚焦的心理干预也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帮助。也就是说，咨询师在1-3次的心理访谈中不过多的涉及根深蒂固的原生家庭、过往创伤、人格结构等问题，更聚焦患者/来访者有哪些可以资源和社会支持，以及给出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来缓解压力。

但我们逐渐发现，个体的应对机制对减少压力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系统层面（社区、学校、政策等）应该更多的采取措施来保障心理健康。

“无法逃避的电击”实验告诉我们，个体再强大也会在一个没有帮助的环境下产生习得性无助，从而导致抑郁及其他的心理问题。

《始于极限》一书中提到，“社会学领域有一个两难的问题：结构还是主体？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主体也许能够暂时超越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结构的压力对个体有着压倒性优势。”

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过于强调每个个体需要为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那么整个社会系统其实在逃避它保障人民心理健康的职责。我们一直要求每个人解决让自己焦虑的问题，要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想开点，要主动去学习心理学知识和参加心理治疗/咨询来保障心理健康，这些个体层面的努力也许暂时可以缓解心理困扰，但系统层面实施措施反而更行之有效和惠及大众。特别是切关掌控感，人们需要从官方媒体得到值得信赖的信息、需要看到科学有效政策举措、更需要从正规渠道得到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来感到安全、有依靠、有把控。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很多国家地区看到系统层面到底能够做什么来改善心理健康。

首先，我们关注到，心理服务愈加重视预防（prevention），而非专注干预（intervention）和善后（postvention）。这像极了扁鹊三兄弟的故事，长兄未有形而除之，中兄治病在毫毛，扁鹊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这也就把心理健康的系统措施分成了三个阶段。

1.  预防阶段，常见的措施有面向大众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配套支持的请假政策。

越来越多的学校、机构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心理科普，用平实的语言、活泼的形式来普及常见心理问题的表现，并带领大家练习各种应对机制。这种宣传也在进行心理困扰的去病耻感，让人们意识到有压力反应是正常的，求助更是非常好的自我关怀。

正如《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的那句话：对异常情况有异常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行为。

与此同时，学校、公司等也会配套出台灵活的请假制度和特殊照顾政策，让人们在压力下可以减少对工作、学习的担忧。我们在学生、职场人的身份之外，还有很多身份，伴侣、父母、孩子、朋友、邻居等。在疫情下，这些赋予我们重要意义的身份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而学校和公司需要给予此起码的尊重，否则那种无法照顾所爱之人的痛苦自责可能会成为导致心理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

2. 干预阶段，以上图为例，许多国家推崇线上线下结合，专业人员与非专业支持相结合的模式。即使对于心理治疗发展较早的国家，符合资质的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师都供不应求，特别在大流行时代下，很多人排队很久才能得到治疗。Kopelovich et al.（2021）针对患有严重精神疾患（例如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总结了疫情下的一个全系统支持模式，包括：

1）对于不合适线上服务的患者，采取一定防控措施的面对面诊疗/咨询（clinic-based），比如在诊所内用玻璃窗隔离，因为很多患者在线上的服务中会回避谈论幻觉、妄想等症状，也无法充分展现身体语言信息，所以设置线下门诊和住院服务仍然有必要；

2）为了适应疫情，大多数服务转向了远程线上（telehealth），通过视频和电话提供心理评估诊断和治疗咨询，很多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师因此整理了参与线上咨询的注意事项，这不仅不意味着效果打折，更便利于无法线下就诊的患者；

3）线上诊疗并不只是单纯地更改为电话和视频，更意味着针对疫情常见问题（例如过度担忧、焦虑回避、失眠、绝望、酗酒）设置更有针对性的干预目标和一步步可操作的技能练习，并在两次就诊中间通过留言或者小程序签到（digital intervention）的方式敦促心理练习，以挑战不适应性的想法、建立新的应对机制；

4）因为疫情期间基本物资的供给面临挑战，患者需要更多来自社区基层的支持（community outreach），比如获取食物、药品供应，教导如何使用电子设备，理解疫情相关的政策；

5）在更多人居家的情况下，家人自然变成精神疾病患者更重要的照护者，医生和咨询师需要更多教会家人照护知识（natural supports），甚至通过共享文件和教育材料来帮助家人理解患者的特殊需求，例如如何帮助强迫症患者减少对于看不见的病毒的恐惧、如何监督厌食症患者摄入足够的营养和水分。

当代很多心理学家也对传统心理咨询的方式提出质疑，如果咨询关系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一个关系实验室（即修正性情绪体验），也就是通过与咨询师建立良好的关系来重建与他人的信任、连接，建立对自己的正确和全面的认识，那么只能在特定时间联系咨询师是否合理。因此，很多机构开始为需要更及时的心理干预的人群提供及时回应的服务（warm lines），由咨询师轮班待命，在亟需支持时候提供5-20分钟的问题解决和情绪安抚。很多来访感到这种及时回应并不会让自己产生依赖性，反而增加了安全感和掌控感。

3.  善后阶段，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社区内精神心理相关的危机事件，例如自杀。

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源于遗传生理因素、性格气质、成长经历等多方面，因而再完备的环境支持也仍会有个体出现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甚至危及生命。

所以，设置畅通的危机干预热线，对危机干预接线员进行专业的危机评估和干预培训，以及与当地的医疗机构、执法机构有良好的沟通就显得迫在眉睫。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心理服务需求时，我看到多地推出了由非专业人士经过一定的培训开展的心理热线电话。

类似的服务当然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来避免危机和复杂的状况。但我常发现，各地的危机热线有很多无法接听，而80%完成自杀的人其实在生前对是否进行自杀都很挣扎所以才下决心求助，可惜他们并没有得到有效、专业的支持。

危机发生后，我们还需要谨慎面对的是如何报道危机事件，面对不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人群传达什么信息。例如，一些高校列出了详细的指导文件，媒体如何报道校内的自杀事件、对于易受影响的学生如何更好的支持，老师可以说什么、不要用哪些词，都在信息透明的同时有效地阻止模仿事件和社群压力增加。

大流行导致的心理困扰成为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的问题，我们如同汪洋中的一只只小舟，架起一座可以掌控的风帆也许能让我们在惊涛骇浪中不至四散零落。解决问题的抓手不能只依赖每个人各自为战的努力，更需要社会的重视和系统层面的举措。

作者赵今朝博士是美国执照心理学家（ Licensed psychologist），在多个中外机构工作近十年，与中国多所高校展开合作，有多年心理咨询相关研究、临床督导和授课经验；对焦虑、抑郁、强迫、创伤性应急综合障碍、原生家庭、进食障碍等议题有丰富的实践。

图源：pixabay

撰文｜赵今朝

责编｜苏惟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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