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亿次心跳，我要余生的每一次都是健康的”

文｜严目

2021年春节前夕。

江华在急诊中心来回踱步，手中的电话铃声几乎没有间断......此时的西安全市正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无法出行，但临近过年，很多患者都要出院。江华已经在急诊中心驻守了近20天，他负责救护车的调度工作，“每天接到安排送病人的电话有不下100个。”在紧锣密鼓的救护车出车节奏中，江华始终将“分秒必争”视作一切紧急情况的解决方案。

1、“分秒必争”的抉择

江华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自己会站在另一个角度，重新体会“时间”给患者带去的意义。

转折发生在2016年。

一场感冒过后，江华在医生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心脏“血管堵塞”这一说法，诊断单上显示的黑体字是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当时药物治疗能够有效缓解他的症状，在和医生、家人、朋友商讨之后，他决定暂时不进行心脏支架手术。

接下来是看似风平浪静的五年，江华仍然忙碌在医院的急救中心，直到他再一次因为气短咳嗽的症状住进了医院。

起初，在江华看来，这次住院是要补上五年前没有进行的心脏支架手术，但在妻子王芳看来，病情却要凶险得多。“做完检查医生找到我说，你丈夫的情况特别不好，随时都有猝死的可能，要我签病危通知书。”王芳当时不明白，医生说的“瓣膜反流”是什么，为什么吃了这么久的药病情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闫炀经常这样给患者打比方：“瓣膜就像是心脏的门，心脏有四个房子，就有四个门存在，主动脉瓣就是最后的一个门，让血液能够通过这个瓣膜最后流到全身去，所以它非常重要。”事实上，在整个心脏的结构中，主动脉瓣膜不仅要能够打开以允许血液向前流动，也要能关闭以防止血液逆向流动。而这两种能力的受限，对应了主动脉瓣膜最主要的两种病症类型——主动脉瓣狭窄与反流。在现阶段，这两种疾病是我国心脏瓣膜病负担巨大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据推算，心血管疾病现有患病人数约为3.3亿。*《2021年中国心外科手术及体外循环数据调查白皮书》显示，2021年全国心外科手术量较2020年增加25%，其中瓣膜病手术占比最高，达28%。近年来，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中瓣膜病的发病率和手术比重处于上升趋势，瓣膜疾病的全民意识及诊疗之路严峻而漫长。

江华属于主动脉瓣重度反流。“很多年轻一点的人心脏出现症状不会往心脏瓣膜疾病方面想，因为它的隐匿性非常强。”按照闫炀的临床经验，“心脏瓣膜病往往损害的是心脏的储备能力，可能人们日常只用到全部储备能力的三分之二，我们需要干重活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当你在平常的活动中都有感觉的时候，那证明储备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这意味着，一旦患者感知到了症状，就证明瓣膜疾病已经进入了恶化阶段。当患者的主动脉瓣膜狭窄过于严重时，心脏的血液无法及时泵出，这会导致急性心衰、脑动脉急性缺血以及恶性心率失常等后果，这些并发症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其两年的死亡率将超过50%，而5年的死亡率甚至超过98%[1] 。

所以在江华第二次入院后，留给他选择的时间并不多。几乎是在医生说出方案的同时，江华就决定要做这场手术。

在医院，他表现出了对医生和手术充分的信任，“我们在日常都是合作关系，所以我没什么担心的。”而只有妻子王芳知道，他在得知要做瓣膜手术的那一刻，破天荒地流下了眼泪。

他背着女儿偷偷告诉妻子，十几年前医疗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他的科室里有人做了瓣膜手术，但手术后没两天，人就不在了。

2、“这一次我不会再等了”

在很多人看来，选择心脏外科手术就好似走一趟鬼门关。

“能吃药就不动刀”是很多患者选择医疗手段时的惯常思维。2020年，医院质量监测系统共有心血管病住院患者1026万例。其中，心血管外科住院患者32万例[2] 。外科住院比例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患者对心脏手术的普遍态度——在不清楚手术的“风险”和“收益”的情况下，更多的患者不愿意进行手术治疗。

王芳当时安抚丈夫说：“你每天上班还要去救别人，自己的身体怎么能落下？等天凉一点了，咱们就去把手术做了吧。”

“这一次我不会再等了。”对健康的追求让江华很快进入了下一个问题，“我能恢复到和过去一样健康的身体吗？”这几乎是所有心脏瓣膜病患者对于换瓣手术的疑问，而得出答案的过程，往往是复杂的。

作为一名深耕于心血管外科多年的临床医生，闫炀时常面对着患者对应否手术的纠结。患者的担心主要有两大类，“首先是花费，患者不希望给家庭造成过多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主要就是预后，像‘我做了以后能活多久’、‘我未来能不能和正常人一样’。”

这也是江华十分在意的问题，车队每年都会招新的司机，他们对路况和急救特殊情况还比较陌生，他放不下对这些年轻司机的培养；家里的外孙刚刚上幼儿园，原来是他与妻子轮流接送外孙，照顾家庭起居，手术之后，他担心自己要恢复很久，那样的话，“老婆一个人身体是否吃得消，孩子忙得过来吗？”

在医生的帮助下，江华的手术方案逐渐清晰。“使用寿命”和“生活影响”是江华和闫炀讨论最多的两点，医生告诉他说：“机械瓣膜是要终生吃抗凝药的，你要每天准点完成对瓣膜的维护。”江华的工作性质让他有点迟疑。而说服他选择干式生物瓣膜的另一个理由是，医生说他可以进行小切口微创手术，那样不需要长时间静养，他也能尽快恢复，重新走入工作与生活中去。

一切尘埃落定，2021年9月8日一早，在做完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等检查之后，江华被推进了手术室。王芳记得，丈夫进手术室没一会儿，医生出来让家属签字，“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的，后面是女儿签的字。” 在ICU一墙之隔的走廊，王芳租了一个小床铺搭在地上，一直守在丈夫的病房边。她想着，“我不敢走，万一有什么问题人家给我打电话怎么办？我就在这里守着。”

手术非常成功。“推出来的时候，我一问大夫，人家说很顺利、很成功的，我心里就放下了。”王芳回忆道。江华也依然清晰记得手术后他在ICU里苏醒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外面焦急等待的妻子和女儿，“当时清醒过来，就很想给他们报个平安。”

而后续的恢复也难得地顺利，江华遵循医生的嘱托，经常在病区散步以排出胸腔积液。在普通病房，当时还住着很多即将进行手术的病友，江华和他们分享瓣膜的选择和手术后的感受，他感觉到“大家普遍都比较紧张这个手术”，他可以分享一点经验，而他后续的恢复情况对其他病友来说也是一种鼓舞，因为手术后的第七天，他就可以出院了。

在江华的叙述中，心脏瓣膜手术的一切都发生得很快也很顺利，“我手术完了以后还跟我爱人说，从做手术一直到出院都没有感觉到疼，真的，一点都不疼，包括护士给我拔管子的时候，我都没感觉到疼。”这得益于江华与闫炀商量后敲定的瓣膜类型和手术方式。“原来可能一半以上的手术需要锯开胸骨，有一个20-30厘米的切口去做手术放置瓣膜，但现在理论上80%的瓣膜手术是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通过肋间、腋下小切口去完成。”

3、进步的医学与被拉长的岁月

江华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确认要做手术后，他向单位请了20天假，当时家人还担心他是不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好。国庆期间，女儿照常开车送他去医院进行最后一次换药，当时妻子和女儿说：“今天让你爸开车，看他能不能开，能开就上班去，不能开就不要去了。”再一次摸到方向盘，江华觉得一切如常，于是手术仅一个月后，他就重新回到了县医院的急诊中心。

关于一颗重新恢复了跳动的心脏之于一个人的意义，进化生物学家罗布·邓恩在《勇敢的心》这本记录心脏科学发展的书里写下了患者托尼·哈曼斯这句描述：

“那是11000多天延续的生命，11000多次早餐，11000多次夜晚里香甜的睡眠，11000多个美丽的清晨。”

当年，托尼·哈曼斯因为心脏移植手术多活了31年，被视为心脏外科的传奇故事。在今天看来，这更像是众多走出心脏外科病房的普通人即将重新拥有的新的不平凡的生活。

“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作为医生，最高兴看到的，就是病人能及时得到最好的救治，高质量地回归自己的家庭，回归自己的岗位，继续他们的人生之路。”闫炀表示。

完成手术并顺利出院，远远不是心脏瓣膜疾病诊疗的终点。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患者，这都是一场持久的战役。高质量地回归家庭和工作岗位背后，更需要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思想，定期检查，及早地发现问题。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显示，2019年，我国农村、城市的死亡原因中，心血管病分别占据46.74%和44.26%，平均每5例死亡中，就有两例死于心血管疾病。

改善医疗质量、加强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只是心血管诊疗的一个切面，而另一面，则需要追寻到患者本身。中国现有的3.3亿心血管患者中，很大一部分因为认知的缺乏而无法在危险来临前及时对疾病进行干预，建立早期筛查意识对改变心血管诊疗现状尤为重要。目前，国家卫健委已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干预项目”，呼吁全民关注心血管疾病，明确早期发现和有效干预管理的技术路线，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医学进步的最终呈现，是患者走出医院，获得了更长久、更美满的生活。

江华的愿望一直没变，就是多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回到最简单的生活。对于这场手术的意义，他的首要理解是“寿命延长”，“身体好了，能够家庭团聚，也能够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文中江华、王芳为化名

参考文献：

[1]王建安. 《王建安说心脏》[N]. 《都市快报》, 2021年2月23日(B01).

[2]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0》[M]. 1. 科学出版社, 2021.

*《2021年中国心外科手术及体外循环数据调查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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