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掌疾控中心的第一位流行病学家，沈洪兵是谁？

2022年7月26日下午，61岁的高福交出了自己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以下简称CDC）主任的接力棒，正式卸甲告别了工作十余年的事业单位。

接棒者沈洪兵，是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一名流行病学家，致力于肿瘤分子流行病学30年，一路从学生、教师、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最后成为校长，在南京医科大学度过了近40年。2021年5月13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挂牌之际，沈洪兵升任为副局长，赴京履新。

这是中国疾控中心在2004年以来，第一次迎来流行病学家当主任。微博上有人评论，“就像医院院长应该由医生担任，这是很好的事。”

作为第一位中国本土培养的流行病学院士，沈洪兵被寄予了很多期待：引领国家CDC整体科研水平再升一级，并以高科研水平带来各方对疾控系统的重视，推动传染病与慢病在未来均衡发展，争取人员、经费和待遇方面的资源，以及，为疾控改革中的医防融合带来更多资源。

从医科大学走出来的流行病学家

作为院士、流行病学专家、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前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有多个身份，现在，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国家CDC主任。

出生于1964年的沈洪兵，人生履历中的很多关键节点都是以十年记：1989年南医大硕士毕业，1999年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2009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间隔都是10年。

在公卫领域，沈洪兵曾经所在的南医大，是全国最早开办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的院校之一，从1953年起就开始招收公共卫生专业本科生。

沈洪兵的成长轨迹，与公共卫生专业发展的趋势线也大致重合。在他决定攻读公共卫生专业博士的1990年代，南医大还没有博士点，他只好去了上海继续学业。而今天的南医大“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不仅有了博士点，还在全国54所参加教育部评估的高校中还获得了A+等级。

从这个专业走出来的学生，后来也的确成为本省疾控体系和疫情防控的中流砥柱。不少毕业学子奔赴疾控、感控、预防、疫苗研究等一线。

一位从南医大公卫专业毕业的学生，曾经上过沈校长的网课，“给人的感觉就是博学，沉稳，讲课深入浅出，有亲和力”。得知沈校长履新，南医大学子和附属医院系统，不少人都分享了这则喜讯。

在专业领域，沈洪兵从事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30年，在肺癌易感基因和驱动基因发现以及高危人群防治策略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创新性研究，新发现21个中国人群肺癌易感基因，建立了中国人群肺癌分子遗传图谱，并在医学专业期刊发表论文400余篇。

国家癌症中心教授陈万青，在多个肿瘤防治项目上都与沈洪兵有过合作。在他的印象里，沈院士人很好，注重科研、办事严谨、思维缜密。一项细节是，国家癌症中心正在牵头起草《肝癌筛查指南》，陈万青上周将文件发给沈洪兵，沈洪兵用了整个周末细看之后提了很多意见。这种科学严谨负责的态度，让他对于这位科研与行政管理并行的院士级别专家非常钦佩。

“沈院士是从病因的角度来探索跟肿瘤相关的遗传因素，从病因研究方面找到疾病的微观规律，针对其特征展开防治干预措施。”在陈万青看来，慢病和传染病有一定共性，但病因要比传染病复杂很多，这种系统性思维不仅适合当下的慢病疾病谱，也适用于新发传染病的科学防控。

一年前在南医大公卫学院宣讲招生时，沈洪兵用“上医治未病”的说法阐释了对公共卫生的理解：公共卫生做的其实类似于“治未病”，它不局限在一个人、一种疾病、一个系统，它关注的是全人类、全社会宏观的疾病预防控制。各种疾病的危险因素是什么？如何来对付病毒、细菌、传染病？如何预防出生缺陷？如何做好疾病后的康复？……

在过去数十年里，任凭传染病疾病谱的更迭变迁，“上医治未病”的预防理念一直未变，也将会在未来，由沈洪兵和他所带领的疾控中心继续践行。

四任CDC主任里的传染病疾病谱变迁

成立于2012年的中国疾控中心，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事业单位，不算新官上任的沈洪兵，其掌舵人也不过3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鼠疫、天花、疟疾、血吸虫病…这些传染病始终困扰着中国人。在那段艰难的“拓荒”时期，我国公卫的重点一直在防治传染病上。彼时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主体，是一个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名字――防疫站。

2000年前后，呼吁防疫站退出历史舞台的声音愈发强烈。也正是2000年，有着多年国内外流行病学和公卫学院学习经验，时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李立明，对标美国CDC提出了发起设立中国CDC的构想。理所应当，李立明成为了首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那时的CDC雄心勃勃，不再将传染病防治当作唯一的工作重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公共卫生领域，涵盖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

只是，本质是科研机构的CDC，对于业务和实操并不那么擅长。

2003年，SARS骤现，时任CDC主任的“抗非功臣”李立明引咎辞职。

李立明的在任时间只有两年半，也是历任中在职时间最短的。但是对于公卫系统，乃至整个社会来说，李立明却是一名让人无比怀念的掌舵人。

一位媒体人在回忆录中描述，李立明是一位“绝对精英”，他“思路清晰，态度严谨，对相关数据也是信手拈来。”李立明因非典病毒泄露引咎辞职，不仅是他个人仕途的损失，更是中国流行病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管理的损失。

2004年6月，王宇接替李立明担任CDC主任，是一位肝病研究专家。从北医毕业14年后，1996年起，王宇迈向仕途，担任过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后来又在科技部的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和农村与社会发展司两个部门工作了4年。

王宇执掌中国疾控中心长达13年有余，也是三任主任中担任时间最长的一位。一位接近CDC的人士透露，王宇性格保守、中正平和，在位时不功不过，所以能平顺退位，但这样的性格也贻误了改革时机，导致其在位时疾控人才队伍大大萎缩。

这13年，算是没有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和平年代”，以传染病防控为主要存在感的疾控体系开始退居幕后，而疾控本身也逐渐将精力聚焦到了慢病防治上。

正如王宇在2017届CDC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说的那番话――“公共卫生”，“疾病控制预防”，逐渐被社会遗忘了，这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话。

2017年8月1日，王宇正式交棒给高福。但相比王宇和李立明，高福像是个疾控体系的“闯入者”，高考阴差阳错去了兽医专业，后来又通过努力留洋深造，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聚焦到了人畜共患病和病毒研究，除了学术上闻名国际，他还在事业巅峰时期执掌了整整5年的中国疾控中心。

在被任命为CDC主任的那天，高福对中心的四项职责进行了一番描述，排在第一位的是“疾控”，排在第三位的是“科研”。

围绕着高福，最核心的争议却也出现在这期间――只顾发论文，却对疫情防控“失职失责”。

有接近CDC的人士表示，高福长期从事实验室分子研究，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所以他的人际沟通比较单纯，并且在担任CDC主任之前没有管理经验，就任副主任时就是以学术为主。

近些年来，疾控系统内科研成果大量涌现，正是高福科研能力突出的写照，但疾控是门兼具实操与理论的学问，科学家未必是一位称职的管理者。

2020年9月，可能是高福作为CDC掌门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疾控体系改革。他指出中国疾控体系存在六项短板：四级构架不紧密；科研储备及技术转化能力不足；疾控核心能力存在差距；权责不一致；疾控保障机制缺乏稳定性；疾控专业人才队伍力量薄弱。

伴随着民众舆论的争议和质疑，但也伴随着官方话语的成就与肯定。如今，高福转身离开献身十余年的疾控事业，留下了这六个问号交给沈洪兵来解答，也交给了改革和变化中的疾控中心来解答。

一个时代的落幕，一个全新公卫系统的登场

在体系内人士看来，高福卸任，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国家疾控局和CDC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疾控局成立，CDC要么取消，要么归到国家疾控局成为其业务部门；而国家疾控局宣布成立时，高福并未进入局长和副局长名单，很可能退任。

此次人事调整，距离2022年2月“三定方案”，时隔5个多月，而“三定”距离更早的国家疾控局挂牌宣布成立，则花了漫长的9个月时间。

可以说，国家疾控局成立14个月，疾控体系改革尚在国家级组织机构确立的层面。而省、市、县三级的地方改革进度缓慢，仅有个别地方率先成立地方疾控局，业内人士最关心的人才、编制、经费等方面也并无实质进展。

为何胶着？一位疾控体系人士告诉八点健闻，“三定”前，疾控与卫健体系内部协作关系复杂，梳理和调整需要时间；国家疾控局“三定”后，一方面，CDC主任换届需要有缓冲的时间，在此期间疾控体系改革也难有实质进展。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上海、北京乃至各地的新冠疫情发展出乎意料，疾控体系改革因而搁延。

新冠疫情后，我国对传染病的重视再达高峰，并以“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作为国家疾控局的核心职能。

疾控改革的“发言人”和主导者之一出任CDC主任，无疑将进一步理顺国家疾控局和国家CDC之间的领导关系。

国家疾控局成立一年多以来，沈洪兵是几位局长中，唯一一位在学术期刊与会议论坛等场合阐述疾控体系改革思路者。

今年年初，沈洪兵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我国疾控机构改革发展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先“三定方案”一步宣告了国家疾控局的核心职能，并提出体制机制改革和能力建设重点，包括激励机制、医防协同、人才队伍发展等。

此外，沈洪兵年初曾在北京大学“筑基石、强公卫”的人才培训项目中阐述疾控改革的目标和重点。8月初，沈洪兵还将受邀线上参加相关主题的演讲与讨论。

在此次人事调整之前，6月底，还有一份据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方案》从省级卫健部门流出。

该文件首次规定了国家CDC的定位和职责：划归国家疾控局管理，加挂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牌子，承担与传染病防控相关的科研和技术保障工作，以及负责监测预警、疫情研判等。

上述CDC人士评价，此前国家CDC一直在争取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牌子，此次如愿以偿，也更加明确了CDC作为科研和技术业务部门的定位。

行政权将由国家疾控局承担。文件指出，传染病医院将从卫健部门划归疾控部门管理。

“国家疾控局的成立会在实操层面有更大的空间和权力，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将系统展开。”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俞卫对八点健闻表示。

此外，文件还明确了地方的疾控体系改革方案：组建省级疾控局，省级CDC归其管理，加挂省级预防医学科学院牌子；市、县两级疾控局不单独组建，在同级卫健部门增设机构、加挂牌子，配备1名疾控局局长并兼任同级卫健部门副职，同时整合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站）；基层卫生机构仍由卫健部门管理；

受瞩目的国家CDC划转管理部门、职能确定、主任换届之外，疾控改革如何落地，人员队伍建设和待遇问题如何解决，医防如何协同，传染病之外、包括慢性病在内的“大健康”愿景如何实现，还在等待一个答案。

来自医院的专家已经表达了隐忧。一位资深公卫管理者对八点健闻指出，在医防融合中，疾病发现的第一关主要在医疗机构，而不是在疾控中心，因此医疗机构才是上游，疾控其实是位于下游的。疾控的职责应该是建立国家的疾控体系，控制疾病的传播，我们需要着重加强发现问题这一关，而这一关的关口在医疗机构，不能够搞颠倒。

一个真正好的医防融合体系是什么样？前述公卫管理者指出，“医生要有认知探究传染病的能力，加强这方面能力的培养，一旦发现病人，知道怎么隔离，怎么做好防控。医生们发现了以后，既能控制住传染病不往外传，同时报给CDC疾控，才能真正把国家疾控体系建起来。”

韦晓宁、严雨程｜撰稿

陈鑫｜责编

（李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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