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伟：“蚊子说”与1905年美国黄热病疫情的防治

作者：王光伟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2021年第6期

19世纪后半期，现代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包括黄热病、霍乱及结核病等众多传染病的奥秘被一一揭开。伴随着医学知识的更新，传染病疫情治理的目标、措施和程序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1905年黄热病疫情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黄热病流行，与以往黄热病疫情不同的是，这次疫情治理主要基于新的医学知识“蚊子说”，且成效显著。对此，历史学者奥古斯丁评论道：“1905年流行病在众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它在整个文明世界民众的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那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武器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种做法无疑是前所未有的。”鉴于此，以“蚊子说”为线索，深入考察医学知识的更新对黄热病疫情治理的影响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美国黄热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以前暴发的数次疫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905年黄热病疫情成为学界研究的空白，也有少数学者围绕这次疫情展开讨论。本杰明・查斯克简要描述了1905年新奥尔良黄热病疫情治理的全过程。安・卡里根详述了新奥尔良在普通民众中间展开公共卫生教育，宣传“蚊子说”，并指出这种宣传是1905年新奥尔良黄热病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的研究对本文的撰写具有启迪之效，但也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既有研究没有系统阐明“蚊子说”如何嵌入新奥尔良的抗疫措施，且尚未涉及“蚊子说”在美国检疫中的运用，也未能细致讨论新奥尔良宣传“蚊子说”的方式，仅将其归结为大众传播。因此，本文将考察“蚊子说”的产生及其社会传播途径，并探讨它如何被运用于1905年美国的抗疫行动，以期形成关于1905年美国黄热病疫情防治的整体认识。

一、从“瘴气论”到“蚊子说”：医学知识的更新

黄热病最早经奴隶贸易由非洲输入美洲，出现在美洲大陆的时间可追溯至1649年。18世纪，这种疾病曾先后在波士顿、费城、纽约及巴尔的摩等地流行。进入19世纪，它逐渐在美国北方诸州销声匿迹，而在南方流行的频率越来越高，故而被时人称为“南部灾祸”(South Scourge)。按照现代医学的界定，黄热病是一种急性短期性的B族病毒性疾病，一般以埃及伊蚊为传播媒介，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头疼、黄疸和蛋白尿及胃肠道出血。它的传播过程是，埃及伊蚊在黄热病感染者感染后的3-6天内吸食其血液，成为黄热病病毒的传播媒介，再经过9-18天，摄入的病毒到达唾液腺，然后伊蚊再次吸血时，把病毒传播给他人。然而，当时的传统医学对流行病的解释主要是借助古罗马时代医学家盖伦提出的“瘴气”(Miasms)和“瘟疫性空气状况”(Pestilential Condition of the Atmosphere)等概念。19世纪，面对黄热病的威胁，不少美国医生在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就这种疾病的病因和传播方式等问题不断展开探索，提出了多种观点，主要包括“接触传染”(Contagion)、“瘴气论”(the Theory of Malaria)、“流行性空气说”(Epidemic Atmosphere)、“隐花植物起源”(Cryptogamous Origin)及“微小动物假说”(Animalcular Hypothesis)等。

数个世纪以来，“接触传染”是解释疾病来源的主要话语之一，指通过人际接触或呼吸病人周围被感染的空气，抑或接触被病人感染的物品等途径传播疾病。20世纪以前，“接触传染”同样成为论述黄热病发病机制的医学观点之一。密西西比州华盛顿县的医生莫内特(Monette)是这种观点的信奉者。他认为，黄热病可通过透气货物、毯状物和羽毛褥子等物品在两地之间传播，当承载这些物品的船舱温度偏高时，感染力增强；若温度偏低，则感染力减弱。新奥尔良慈善医院的病理学专家施密特(Schmidt)不仅强调黄热病与天花、麻疹、猩红热同属接触传染病，而且阐明了这些疾病的病因。1879年，他在《纽约医学期刊》(New York Medical Journal)上发文指出，它们通过一种特殊毒素(Specific Poison)实现人传人，这种毒素是通过肺部或皮肤从感染者身体中散发出来，以气态或液态存在。莫内特和施密特借助“接触传染”，似乎阐释了黄热病传播的部分规律，但它在很多方面受到诟病，因而从未成为医学界的主流观点。

除了“接触传染”，“瘴气论”也是微生物理论问世前用来诠释疾病病因的重要医学话语。根据盖伦的解释，“瘴气”是指产生于动植物腐败、沼泽、死水及肮脏环境的有害散发物，人吸入“瘴气”容易致病。黄热病在美国流行期间，医学界亟须对传播原因做出解释，于是多数医生将目光投向“瘴气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也是美国早期赫赫有名的医生，他对黄热病的论述代表了美国立国之初大部分医生的意见。他认为，黄热病是一种源于本地的疾病，1793年费城黄热病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堆积在码头腐臭变质的咖啡，身心疲惫、暴饮暴食及恐惧、悲痛等负面情绪也是部分民众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诱因。同拉什一样，美国陆军军医杰贝兹・赫斯蒂(Jabez Heustis)也支持“瘴气论”。在他看来，黄热病与间歇热和弛张热是同类疾病，只是病情严重程度不同。通常，感染黄热病是三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原因(Remote Cause)是“瘴气”，刺激性原因(Predisposing Cause)是水土不服，诱因(Exciting Cause)是疲劳和酗酒。不过，单是“瘴气”有时也足以令人染上重症黄热病。上述两位医生都在“瘴气”致病的基础上提及“诱因”的作用，他们的观点解释了同一地区的人群，为何一部分染病，而另一部分安然无恙，进而提高“瘴气论”的解释力和可信度。

尽管“诱因”的概念填补了“瘴气论”的解释盲区，不过这种理论难以阐明另一种现象，即垃圾满地的城市从来不缺乏大量“瘴气”，可黄热病却不是年年暴发，而是在特定年份暴发。为了更有理由说明这种现象，更准确地表述黄热病的性质，“流行性空气说”也被运用。这种理论认为，在“瘴气”和特殊气候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流行性空气是黄热病的病因。1844年7月，医生兰伯特(Lambert)在《新奥尔良医学和外科杂志》(New Orleans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发表的一篇文章，采纳了“流行性空气说”的解释框架。结合黄热病通常在夏秋之交出现霜冻之后消失的流行特征，兰伯特解释了新奥尔良反复流行黄热病的原因。他指出，从5月至7月，新奥尔良周边的脏水和死水因受烈日暴晒而蒸发，水汽上升时，空气含水量饱和形成降雨。这样，动植物腐败产生的“瘴气”也会被裹挟上升，随着雨水降下，进而令黄热病扩散到众多地区，而“瘴气”则明显会受到风、雨等天气的影响。另外，兰伯特也承认“偶然的接触传染”(Contingent Contagion)，认为若健康者吸入黄热病病人呼出或其排泄物散发的“瘴气”也会染病。新奥尔良医生爱德华・巴顿(Edward Barton)撰写了一份关于1853年新奥尔良黄热病疫情的调查报告，也利用“流行性空气说”来解释黄热病的流行。他强调，特定的气象状况和本地污物是黄热病流行的必要因素，两者合力形成了“流行性空气”。在巴顿看来，特定的气象状况包括高温高湿，而本地污物指的是玷污空气、食物和水源的东西，包括各类垃圾、通风不良的公寓、墓地和沼泽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认同黄热病具有接触传染性，却又表示，“如果疾病从某个感染点被携带至洁净之地，它便不会传播；但若输入到一个空气不洁或空气被污染的地点，结果正好相反”。根据这些医生的论述，“流行性空气说”显然是“瘴气论”的变种，为后者加上特殊气候这一限定条件，使得黄热病病因的解释更具说服力。然而，“流行性空气说”的倡导者和信奉者就黄热病是否具有接触传染性及如何传播等问题存在明显分歧，这就暴露出该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预示着关于黄热病性质的讨论还远未结束。

不论是“瘴气论”抑或“流行性空气说”，它们都在刻意规避一个基本问题：到底什么是“瘴气”？甚至“流行性空气说”的拥护者兰伯特也坦承，“当前的科学无法确定瘴气的性质，也搞不清瘴气形成的原因和条件。除了知晓它们对人的身体造成影响以外，我们一无所知”。“瘴气”毕竟看不见、摸不着，若是连“瘴气”究竟为何物都搞不清楚，那么以“瘴气”为基础的疾病解释体系的可信性必然要大打折扣。

19世纪中期，伴随着生物学和化学的进步，黄热病的“隐花植物起源”和“微小动物假说”先后被提出。按照19世纪以前植物学的分类方法，隐花植物与显花植物相对应，指的是诸如苔藓、藻类、蕨类、地衣类及真菌等无籽植物的有机体，主要依靠孢子繁殖，而“隐花植物起源”的内涵是黄热病由某种隐花植物引起的。新奥尔良医生里德尔(Riddell)大力提倡这种医学观点。他认为，黄热病不是接触传染病，而是由某种胚芽(Germ)或孢子(Spores)引起，同时，缺乏臭氧和物质腐败产生的散发物会为它们的生长繁殖提供得天独厚的环境，进而加剧黄热病的传播。尽管里德尔已经提到“胚芽”和“孢子”，但未能具体点明它们属于何种隐花植物。与里德尔不同，费城杰斐逊医学院教授米切尔(Mitchell)明确表示真菌是黄热病的致病之源。1849年，他在《关于瘴气热与流行热的隐花植物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藏身于潮湿黑暗的船舱或病人、死亡船员肮脏衣物的热带真菌”会大量滋生，可将黄热病从一地输入另一地，这便是黄热病既非接触传染病，又可以通过污染物(Fomites)传播的缘由。可见，黄热病的“隐花植物起源”至少提供了一条基本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路径。

相较于“隐花植物起源”，黄热病的“微小动物假说”似乎为这种疾病的性质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微小动物(animalcule)指的是诸如变形虫或草履虫的微小生物，有时蚊子也被归到这一类别。按照“微小动物假说”，某种微小动物是产生黄热病的根源。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医生诺特(Nott)对这种假说极为认同。不过，关于这种微小动物究竟为何物及黄热病如何传播，他表示，“当前的显微观察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探究疾病病因的问题上，化学远远落后于时代”，而“昆虫或微小动物的毒素”通过何种方式传播尚不为人所知。不难看出，诺特对“微小动物假说”的探究显然是浅尝辄止。与诺特不同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华盛顿县的医生库克(Cooke)不仅相信黄热病的致病原(Morbific Cause)很可能是某种微小动物，而且细致考察了黄热病的传播方式。他提出，这种致病原可通过病人和“污染物”两种媒介传播。具体而言，一方面，“污染物”可携带致病原，若是后者数量充足，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令易感者染病；另一方面，病人的散发物本身无害，但若是周围空气有利于“病体散发的疾病胚芽”的繁殖，便会产生黄热病。如果用现代医学观念来考察“微小动物假说”，它无疑最接近现代医学对黄热病的认知。

黄热病的“瘴气论”“隐花植物起源”及“微小动物假说”等观念构成了当时医学界解释黄热病的理论体系。不过，它们并未真正揭示黄热病的病因和传播规律。

到19世纪末，黄热病的奥秘才为人所知。对黄热病传播模式的科学认知最早可追溯到古巴医生卡洛斯・芬利(Carlos Finlay)。19世纪50年代，他先后在巴黎、费城等地学医，毕业后定居哈瓦那，潜心治病救人。哈瓦那频受黄热病流行之苦，而医学界围绕这种疾病仍旧争论不休，这自然激发了芬利对黄热病的研究兴趣。当时，法国植物学家菲利普・范蒂耶玛(Philippe E. L. Van Tieghem)编撰的《植物学》一书描述了小麦杆锈菌，后者是一种玉米寄生真菌，需要小檗植物作为中间宿主来滋生和繁殖，若是没有小檗植物作为媒介，小麦杆锈菌便不会感染玉米。受这种真菌传播规律的启发，芬利联想到蚊子与黄热病的关系，于是利用当地的蚊子做实验。1881年8月14日，芬利在哈瓦那科学院(Havana Academy of Science)宣读了实验成果《蚊子被认为是传播黄热病毒素的媒介》，提出蚊子通过叮咬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黄热病的观点。次年，他确认只有埃及伊蚊会传播黄热病。至此，芬利发现了埃及伊蚊才是黄热病的传播媒介。不过，当时的医学界对芬利的发现持怀疑态度，“蚊子说”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直到20年后才得到重视。

“蚊子说”开始得到医学界的认可要归功于军医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等人。美西战争结束后，古巴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但当地的黄热病对驻古巴美军构成了卫生防疫挑战。鉴于此，1900年5月，美国国会授权成立一个派往古巴的医学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当地的黄热病。委员会由美国陆军的里德、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杰西・拉齐尔(Jesse Lazear)及古巴医生阿里斯蒂德斯・阿格拉蒙特(Aristides Agramonte)组成，里德是负责人。医学委员会抵达古巴时，适逢克马多斯镇暴发黄热病，这为医学委员会展开临床观察及细菌学、病理学工作提供了客观条件。6月至9月底，拉齐尔和其他实验人员以自身为实验对象，同时招募一批志愿者，冒险展开临床实验，实验方法是利用吸食过黄热病感染者血液的蚊子，再次叮咬对黄热病缺乏免疫的健康者。通过分组实验，他们得出了研究结果。10月，里德等人向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提交了医学委员会的初步调查报告，确认埃及伊蚊是黄热病寄生的中间宿主，证实了芬利的“蚊子说”。

经过进一步的实验，1901年2月6日，里德在哈瓦那召开的泛美医学大会上发表了一份完整报告，丰富了“蚊子说”的内涵。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蚊子是黄热病寄生的中间宿主；第二，蚊子只有在感染者发病的前2天吸食其血液才会被感染；第三，蚊子感染后，至少需间隔12天或更长时间才具有传播黄热病的能力；第四，黄热病的潜伏期从41小时到5天17小时不等；第五，黄热病不是通过“污染物”传播，没必要消毒感染者接触过的衣物、床上用品或其他物品。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黄热病“潜伏期”的观点，并非里德等人首创，而是受美国海洋医院服务局(Marine Hospital Service)外科医生亨利・卡特(Henry Carter)的启发。1898年夏，卡特在出现黄热病疫情的密西西比州泰勒(Taylor)和奥伍德(Orwood)两地进行研究，提出从原发病例产生到继发病例出现的时间间隔一般在2到3周。基于此，以里德为首的医学委员会阐明了黄热病感染者的潜伏期不超过6日。总之，在芬利和卡特研究的基础之上，里德等人确认并进一步完善了“蚊子说”，基本阐明了黄热病的传播模式和发病规律。从此，“蚊子说”不仅逐渐成为美国医学界的普遍共识，令此前多种阐释黄热病的理论黯然离场，而且开始被运用于黄热病的预防和治理。

二、从医学界到普通民众： 疫情期间“蚊子说”的社会传播途径

1905年夏，美国暴发黄热病疫情，不少南部州县相继出现黄热病感染者，其中路易斯安那州的疫情较为严重，作为该州首府的新奥尔良则是这场疫情的“震中”。据后来统计，1905年路易斯安那州约有超过9,300名黄热病感染者，其中新奥尔良的感染者数量在3,400人左右，死亡452人。新奥尔良之所以成为这次疫情的“震中”，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濒临黄热病频发之地。新奥尔良是美国的重要港口之一，与墨西哥、古巴和中美洲国家之间的人员经贸往来频繁，来自后者的商船经常将黄热病感染者或被感染的埃及伊蚊输入。二是当地的外来移民隐瞒黄热病病例。1905年，新奥尔良的法国市场(French Market)最先出现黄热病病例，这里聚集了不少意大利移民，他们生病也不愿求医问诊，致使卫生部门难以在第一时间了解黄热病疫情的进展。三是部分地区的卫生状况十分恶劣。在法国市场，“人畜杂处，各家庭院堆积着腐烂木材、瓶瓶罐罐及废弃浴缸等垃圾”，而且“各家庭院里至少有一个不加遮盖的蓄水池，里面滋生了大量的埃及伊蚊”。老城区的卫生状况同样糟糕。那里的街道坑坑洼洼，在雨后往往形成不少小水坑，“道路两侧是排水沟，里面多是缓慢流动或停滞的死水。真菌、衣原菌和活赤虫在水流量小的地方随处可见，固体垃圾不时将排水沟堵塞，由于缺乏适当的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污水的气味在盛夏始终挥之不去”。四是新奥尔良的主要供水来源是露天蓄水池。不同于其他城市，这里家家户户都会安装露天蓄水池，用于收集雨水，以供日常使用。据估计，新奥尔良有7.5万个蓄水池，它们成为适合埃及伊蚊的繁殖之地。

面对这场疫情，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有效地进行控制，号召民众以科学的医学知识为指导，积极配合和参与抗疫工作。然而，现实情况是“蚊子说”的传播受众仍主要局限于医学专业人士，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黄热病的传播规律一无所知，甚至部分医生也知之甚少。对此，新奥尔良卫生官员奎特曼・科恩克(Quitman Kohnke)心知肚明。早在1905年2月，他公开发文表示：“在一个自由国度，若要消灭蚊子，需要群体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为了得到必要的服从和帮助，他们必须首先了解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如果本国的男女老幼都了解蚊子，立法机构就会回应公众的要求，统一行动就是水到渠成之事，正由于缺乏这种认知，这便比登天还难。”疫情初期，《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也表达了与科恩克类似的看法。作者指出：“如果民众见识广博，那么消灭黄热病易如反掌，但见多识广者毕竟屈指可数。……在新奥尔良这类城市，新理论的倡导者们仍需努力。”鉴于此，美国各级政府与医学界、志愿组织及宗教人士等社会群体相互协作，积极利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等途径，通过多种传播媒介，有针对性地向包括工人、学生和教众在内的普通民众灌输“蚊子说”，以期达到卫生教育之目的。

人际传播是宣传“蚊子说”的重要途径。在新奥尔良，不少社会团体纷纷通过私人谈话或挨家挨户拜访等形式，向成千上万的家庭告知黄热病的性质及预防办法。新奥尔良的意大利移民组织选派了众多专职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同胞，用其母语解释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遏制这场流行病，并要求他们予以合作。妇女俱乐部也采用登门拜访的方式在民众中间展开宣传，敦促户主遮盖自家蓄水池，并在房间内进行熏蒸。尽管人际传播速度比较慢，不过传播者可以利用语言与受众直接交流“蚊子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利用表情、姿势补充语言表达之不足，而且受众也能及时反馈对“蚊子说”的看法，这种双向互动可以增强“蚊子说”的传播效果。

大众传播是宣扬“蚊子说”的另一种方式。疫情之初，联邦借助全国邮政系统向普通民众传授关于黄热病和蚊子的医学知识。1905年，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Bureau of Public Health and Marine-Hospital Service)编写并印刷了10万份传单。传单名为《如何预防黄热病――没有蚊子，便没有黄热病》，不仅阐明了黄热病的传播模式和应对策略，而且介绍了蚊子的生活习性和消灭方法。根据财政部长的要求，它们被寄到黄热病疫情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每家邮局，后者需在邮局布告牌上展示，并将剩余传单分发出去。新奥尔良卫生部门也通过报纸等媒介向民众传递黄热病传播规律的信息。7月23日，多家本地报纸刊登了科恩克、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局主席及奥尔良教区医学顾问委员会等共同签署的通告，告知市民，埃及伊蚊是黄热病传播的唯一途径。部分民众还利用海报和广告，致力于宣传黄热病与埃及伊蚊的关系。加利克(Garlick)是新奥尔良的一名受雇张贴广告者，他用红色墨水设计了一副大型海报传播“蚊子说”，并敦促民众遵守联邦卫生机构的规定，采用熏蒸之法消灭蚊子。这些海报被印刷数千份，全城张贴。一家五金公司推销自家产品时，也不失时机地宣传何为埃及伊蚊。它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幽默地写道，生产防埃及伊蚊的金属网线是我们公司的特长，倘若你对埃及伊蚊一无所知，那就去问问科恩克吧。大众传播具有受众广的特点，可以在短时间内向整个社会传递“蚊子说”的基本内容。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识文断字，而且这类传播方式的劝服效果也相对有限。

除此之外，群体传播对于“蚊子说”的普及也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联邦层面，美国公共卫生和海洋医院服务局官员在包括新奥尔良在内的不少城镇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呼吁民众关注防蚊灭蚊的必要性。在新奥尔良，得益于卫生部门、市民志愿组织及妇女组织等的协调与配合，不少社会群体或个人加入“蚊子说”的普及活动。医生群体承担了重要的宣传工作，不仅在民众集会上讲授黄热病的医学知识，甚至频繁现身工厂和学校。1905年9月初，在市民志愿组织主席贝弗利・华纳(Beverley Warner)的安排下，医生们与该市半数左右的工人展开为时30分钟的对话。10月，不少医生随华纳先后探访51所学校，向4.3万名学生传授相关医学知识及熏蒸灭蚊之法。除医生外，教师们也在课堂上开展公共卫生教育。当新学期返校复学后，全市所有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做了5分钟的专题讲座，内容涉及“蚊子说”和黄热病的预防措施。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1.6万张教学卡片还被送往天主教学校。神职人员在教堂通过布道的形式力劝教众相信“蚊子说”，按照新的医学知识行事。7月24日，奥尔良教区医学协会向市卫生局强调开展民众卫生教育的必要性，并敦促神职人员在黄热病疫情期间发挥传播医学知识的作用。7月29日，新奥尔良市民志愿组织呼吁牧师向教众传播“蚊子说”。在医学界和社会团体的呼吁下，神职人员积极向教众宣扬黄热病的传播规律。作为信教者群体中的舆论领袖，神职人员对于教众的认知和行为改变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他们传播“蚊子说”自然事半功倍。总之，各级卫生官员、医生、教师及神职人员利用演讲、授课和布道等多种形式对包括工人、学生和教众在内的群体宣传“蚊子说”，帮助他们形成新的医学观念，并将其内化为群体意识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宣传方式也被运用。疫情之初，市民财务委员会曾订购2.5万枚翻领纽扣，将它们发放给已遮盖自家蓄水池并对蓄水池做过置油处理的人佩戴，纽扣周围写着“我的蓄水池毫无问题，你的怎么样”，而中间呈现的是埃及伊蚊的图像。1905年9月中旬，商人联谊会“麋鹿俱乐部”(Elks Club)发起了一场筹集抗疫资金的活动，该活动从游行开始，包括市长在内的700多名麋鹿俱乐部成员走上街头，身穿纱布衣服，戴的帽子形似被遮盖的蓄水池，他们的游行口号是：“这个物种的雌性比雄性更加致命！”每当声音响起，围观民众总是捧腹大笑。这个游行口号其实是告诉民众黄热病是由雌性的埃及伊蚊传播，而民众的反应表明他们对此已然心领神会。

综上所述，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等方式，积极利用各种媒介，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向新奥尔良民众灌输“蚊子说”的工作。这么做的目的出于两端：一是为了统一医学认知，令普通民众配合卫生部门和志愿组织联合展开的抗疫工作；二是为了鼓励民众从自身做起，以新的医学理论为指导，参与防蚊灭蚊行动。

三、从改善卫生到防蚊灭蚊：“蚊子说”在新奥尔良黄热病防治中的运用

1905年7月22日，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局正式宣布新奥尔良暴发黄热病。尽管难以追溯新奥尔良的“一号”病人，不过市卫生局至少在7月12日已得知当地出现黄热病疑似病例，随后的调查也显示，不少黄热病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最早发生在5月。可以说，等到官方正式宣布疫情暴发时，防控黄热病的最佳窗口期已经丧失。面对黄热病的威胁，市政府、医学界和市民志愿组织纷纷采取行动。7月21日，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奥尔良市卫生局的官员、美国公共卫生和海洋医院服务局代表、邻州卫生官员及奥尔良教区医学协会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黄热病疫情。22日，奥尔良教区医学协会成立医学顾问委员会，协助卫生局的工作。同日，新奥尔良市长、州卫生局主席、市卫生局主席和本市的知名人士共同制订了阻止黄热病蔓延的计划，并组建了以查尔斯・詹维尔(Charles Janvier)为主席的财务委员会，负责为抗疫工作筹集资金，该委员会先后为抗疫筹集资金超过26万美元，奠定了大规模展开抗疫工作的物质基础。26日，市卫生局任命华纳为市民志愿组织主席，市民志愿组织是新奥尔良抗疫工作的重要执行者，他的任务是协调新奥尔良16个区市民志愿组织的行动。至此，新奥尔良形成了以市卫生局为首，新奥尔良教区医学协会、财务委员会，以及市民志愿组织等机构为辅的抗疫组织体系。

然而，这种以市卫生局为领导的抗疫组织体系很快为人诟病。医学协会认为市卫生局的工作效率低下、组织混乱；商业利益集团也希望联邦政府亲自指挥抗疫行动，放松检疫力度，减少贸易限制。1905年8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牛顿・布兰查(Newton G. Blanchard)通过电报向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转达了新奥尔良市市长、市卫生局、州卫生局及新奥尔良教区医学协会的决议，要求联邦政府接管新奥尔良的抗疫工作。在罗斯福的授权下，美国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任命卫生官员怀特(J. H. White)为新奥尔良抗疫工作总负责人，并派遣另外24名卫生官员前往新奥尔良，协助其展开工作。怀特到任后，在各区任命一名服务局卫生官员为负责人，加强对各区市民志愿组织的集中统一管理，促使抗疫工作得以有序高效地展开。这样，新奥尔良的抗疫指挥权就基本落入美国公共卫生和海洋医院服务局之手。不过，不论是由市卫生局直接领导，还是由美国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卫生官员亲自指挥，新奥尔良的抗疫方针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它们不再根据“瘴气论”，而是基于“蚊子说”，运用改善城市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措施，采用防蚊灭蚊的手段阻断传播途径，遏制疫情的蔓延。

由于蚊子种类众多，埃及伊蚊仅为其中一种，同时又难以辨别哪些埃及伊蚊已被感染，因此将“蚊子说”运用于抗疫绝非易事。1905年，新奥尔良卫生局发布的一份小册子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它指出：“就理论而言，根据这一重要发现采取的措施令预防或遏制流行病变得轻而易举。事实上，找出感染黄热病的蚊子无异于天方夜谭，而且想要确定是否已消灭所有被轻症或未知黄热病病例感染的蚊子，更是痴人说梦。”幸运的是，1901年新奥尔良医学协会的调查使得“蚊子说”在抗疫工作中的运用成为可能。当时，医学协会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绘制该市各类蚊子的分布图。为方便起见，该委员会按照滋生地，将新奥尔良的蚊子分为三类：蓄水池蚊子(cistern mosquitoes)、水沟蚊子(gutter mosquitoes)和沼泽蚊子(marsh mosquitoes)，而调查结果显示，埃及伊蚊最喜蓄水池，偶尔也会寻找其他栖身之所，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很少出现在农村。这项调查的意义在于，它使得1905年新奥尔良的抗疫工作更具针对性，灭蚊的主要目标针对蓄水池蚊子即可，而不必消灭所有种类的蚊子，从而降低灭蚊工作的复杂性。

由于埃及伊蚊通常在死水里繁衍滋生，遮盖蓄水池、并在蓄水池水面置油等措施就成为新奥尔良展开灭蚊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7月26日，新奥尔良市卫生局派出19名工作人员，其中7人负责置油于蓄水池的水面，4人负责遮盖蓄水池，1人负责制作遮盖蓄水池的材料，并宣布逐步将工作人员的人数增加到150人。怀特接管新奥尔良抗疫工作后，加强了抗疫力量，雇用超过1,200名工作人员，其中负责遮盖蓄水池、水面置油等事务的人数达到910人。8月11日，怀特会见各区市民志愿组织负责人，要求各区每周冲洗一次街道旁的排水沟，对辖区内的蓄水池展开彻底检查，确保它们得到遮盖，同时使用特定种类的油对蓄水池进行置油作业，以免影响水质和口感。8月23日，怀特再次向各区发出指令，在排水沟和蓄水池里加盐。另外，医学顾问委员会还曾呼吁卫生部门不要把目光仅集中在蓄水池，还需注意家中的水壶、花瓶、墓地的骨灰盒及房前屋后的排水沟等蚊子的重要繁殖地。遮盖蓄水池并在水面置油，以及在排水沟里加盐等做法，令埃及伊蚊失去孵化成虫的有利环境，这就从源头上减少新孵化的埃及伊蚊数量，有助于控制黄热病传播。

若要在全市范围内完成所有蓄水池的遮盖和水面置油，单凭抗疫工作人员的努力显然不够，民众的配合和参与更为重要。通过宣传“蚊子说”，大部分民众愿意与卫生官员合作，主动检查、遮盖自家蓄水池，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卫生局的建议，甚至有人反对卫生官员在蓄水池里置油，理由是置油改变了水的口感。针对这种境况，新奥尔良市议会8月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新奥尔良民众须用不少于18目的网布、纱布等遮盖自家蓄水池，并在蓄水池水面置油，违反者处以25美元以内罚款或30天以内监禁，抑或两者并罚。这部法令为新奥尔良卫生当局强制要求民众参与灭蚊行动提供了法律支持。

尽管蓄水池遮盖和置油等措施可以较为有效地阻止新埃及伊蚊的孵化，不过大量埃及伊蚊早已活跃在新奥尔良，于是该市把烟熏作为灭蚊工作另一项不可或缺的手段。疫病流行期间，某些日期被指定为烟熏日，新奥尔良民众被要求燃烧硫磺，烟熏各自房屋，各区市民志愿组织甚至向无力购买者免费提供硫磺。8月11日，怀特向各区发出指示，每周指定一日为“灭蚊日”，要求全市民众利用烟熏之法消灭家蚊。9月1日，第一区市民志愿组织将9月2日和3日定为烟熏日，时间是上午10时至12时，并提供城内30家销售硫磺的商店名单及地址，要求民众进行烟熏。此外，它还对具体的烟熏方式提出不少建议。设定“烟熏日”的合理性在于，倘若整个新奥尔良市多次同时进行烟熏，势必大大减少本地现存的埃及伊蚊数量。不过，“熏蒸日”的做法无异于“广撒网捕鱼”，对黄热病感染者居住的房屋进行重点烟熏似乎更具有针对性。市卫生局曾建立一支由100人组成的队伍，专门查找发热病例，并对出现感染者的房间进行烟熏。8月17日，怀特要求各区市民志愿组织负责人必须每小时向指挥部报告黄热病病例，以便在第一时间对病例所在房间展开烟熏。“烟熏日”主要目的是根除藏身各家各户或其他建筑内的潜在传播者埃及伊蚊，而重点对黄热病病人居住的房屋展开烟熏，消灭已被感染的埃及伊蚊无异于直接摧毁黄热病的传播媒介。

避免黄热病病人、健康者与埃及伊蚊之间的接触，也是新奥尔良抗疫工作的重要内容。按照“蚊子说”，埃及伊蚊必须在黄热病病人发病的前3天吸食其血液，然后至少再经过12天才具有传染性。若要阻止埃及伊蚊叮咬黄热病病人，首先要做的是尽快发现病人。7月24日，奥尔良教区医学协会向本市医生转达了怀特、医学顾问委员会及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局的要求，他们务必及早诊断、及早汇报黄热病病例，并第一时间将病人安置在蚊帐之内。8月17日，新奥尔良医学协会又提醒医生不要忽视本地的轻症黄热病病人。8月30日，怀特通知各区市民志愿组织负责人，需要对曾出现黄热病病例的区域展开复查，复查的间隔时间由原来的感染病例发生后的第10至25天改为第15至30天。需要注意的是，发现病人仅是阻止埃及伊蚊被感染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令蚊子难以接触到病人。疫情暴发后，新奥尔良市卫生局征用一座无人居住的建筑，将其改造成可容纳80名病人的黄热病隔离医院，这家医院的卫生状况不佳，却采取严格措施，防止蚊子叮咬病人，甚至所有病房都使用两道隔离门，两道门不得同时打开。另外，科恩克对黄热病患者病房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病房内要设置蚊帐，使病人在发病前3天不会被蚊子叮咬，同时封闭病房的门窗和其他缝隙。显然，第一时间发现黄热病病人，然后阻止埃及伊蚊因叮咬病人而被感染，有助于阻断新奥尔良的黄热病传播链。即使埃及伊蚊已被感染，若是它无法叮咬健康者，黄热病也不会传播，因此，健康者也被要求做好防蚊准备。8月8日，怀特在一场集会上提出，疫情流行期间，除非是去教堂、工作或者购物之外，女士们应取消不必要的外出，即使出门，也需佩戴面纱和手套，不可穿低帮鞋，以防蚊子叮咬。怀特的建议旨在阻止被感染的埃及伊蚊叮咬健康者，这是阻断传播链条的第二个途径。总体而言，通过采取防蚊措施，避免埃及伊蚊叮咬黄热病病人和健康者，可以有效切断传播途径，阻止黄热病疫情的传播和蔓延。

基于“蚊子说”，新奥尔良采用的防蚊灭蚊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抗疫效果。从死亡率上看，相比前几次疫情，1905年疫情造成的死亡率要低得多。1853年黄热病疫情期间，新奥尔良的病死者总数是7,849人，1878年是4,050人，分别是1905年病死者数量的18倍和9倍。此外，这次疫情的进程也足以证实新奥尔良防蚊灭蚊措施的有效性。相较于1878年疫情，两者几乎同期开始流行，然而1905年疫情的流行高峰在8月中旬，1878年疫情的流行高峰在10月份。另一项证据是，1905年新奥尔良黄热病疫情在10月份基本结束，而此前当地的黄热病疫情很少在霜冻来临之前消失。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蚊子说”的运用，新奥尔良第一次通过这项医学科学的武器，加速了流行高峰的到来，成功遏制了黄热病的发展，而不再仅仅依赖于寒冷天气。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蚊子说”决不仅限于新奥尔良运用，也为美国其他城市所采纳，同时还成为美国南部各州检疫措施的医学理论基石。

四、从重视污染物到关注蚊子：疫情期间“蚊子说”的检疫实践

20世纪初，美国区域之间的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经贸联系愈发密切，这为疾病在地区之间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1905年美国黄热病疫情暴发后，新奥尔良采取的防蚊灭蚊措施为其他地方所效仿，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及德克萨斯州等地还积极采取检疫措施，阻止黄热病蔓延。不容忽视的是，1905年美国黄热病疫情期间，检疫逻辑和检疫措施已发生显著变化。在此之前，坚持“接触传染”的美国医生相信，黄热病可通过感染者和“污染物”传播，认为只要阻止两者输入，黄热病便不会在本地暴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检疫策略。相比之下，1905年疫情期间，基于“蚊子说”的检疫举措也不再关注所谓的“污染物”，而是着眼于防止埃及伊蚊的跨区域流动，控制传播媒介，切断黄热病的传播途径，进而保护非疫区的民众。

根据“蚊子说”，黄热病感染者是疾病的传染源，因而防范黄热病感染者的跨区域流动成为联邦、各州及新奥尔良展开检疫工作的重中之重。疫情期间，联邦政府派出不少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官员前往南部各州，展开跨州检疫，而他们实施检疫工作的指导方针则是8月17日发布的新版跨州检疫条例。其中的第四款规定，来自非疫区且未接触过黄热病感染者的人员可自由离开，而来自疫区或曾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员应当在拘留营(Detention Camp)接受为期6天的医学观察，若后者不愿待在拘留营，也可自由前往非传播区域。新版跨州检疫条例付诸实施后，不少联邦卫生官员和铁路公司对“传播区域”(Infectible Territory)有不明就里之感，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便做出解释，称“传播区域”指的是埃及伊蚊在美国的分布区，范围主要包括美国南部，分界线是从大西洋沿岸，经华盛顿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再从圣路易斯到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根据里德等人的观点，联邦卫生官员只要把来自疫区之人隔离6天，即可识别出其中的感染者。另外，在非传播区域，作为黄热病传播媒介的埃及伊蚊难以存活，即便作为黄热病传染源的感染者前往，当地也决不会流行黄热病。可见，新版跨州检疫条例深刻反映出1905年黄热病疫情期间的检疫逻辑，即充分利用“蚊子说”这一黄热病传播规律及埃及伊蚊的地理分布，在遏制黄热病蔓延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检疫的负面影响。

除联邦政府外，南部各州也在第一时间采取检疫措施。伊利诺伊州的检疫政策大体上借鉴了新版跨州检疫条例。1905年8月19日，伊利诺伊州卫生局向铁路公司发出的公告指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或其他出现黄热病的州之乘客不得在伊利诺伊州巴尔的摩和俄亥俄西南铁路线上，从西部的圣路易斯到东部的印第安纳州文森一线以南的任何地方下车，除非这些乘客已离开上述州10日以上，并能提供联邦、州或地方卫生官员签署的健康证书，否则会被送往上述分界线以北的地区。与伊利诺伊州不同，密西西比州执行严格检疫政策，规定火车乘客必须出示一份由州或地方卫生官员签署的健康证书，证实其在签发前10日里并未接触黄热病，否则不得在本州的任何地点下车。同时，在任何情况下，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都不得在本州境内下车。密西西比州无疑是想通过切断与疫区之间人员往来的方式阻止感染者的到来，这种做法或许有效，但未免失之严苛。佛罗里达州更加激进，甚至采取了“封城”措施。8月29日晚，彭萨科拉报告3个黄热病病例。31日，佛罗里达州发出第3号通告，宣布未经州卫生官员允许，彭萨科拉的民众不得经铁路或水路离开这座城市，而且铁路公司和轮船公司也不得出售从彭萨科拉前往佛罗里达州任何地方的车船票。总之，不论是采取宽松的检疫措施，还是切断区域人员往来甚至“封城”等严格的检疫举措，南部各州的目标无疑是一致的，那就是阻止黄热病传染源的输入，防范黄热病扩散到本地。

作为疫情最为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州卫生局对州内检疫做出细致安排。早在1905年7月25日，路易斯安那卫生局已经向各教区和市卫生官员陈述了本州的检疫规定。主要包括：第一，若某地实施检疫，须在第一时间建立拘留营，以便接纳前往当地之人，医学观察时间设定5日为宜；第二，不必对货物实施检疫；第三，城镇和教区的卫生官员互认健康证书，后者用来证明持有者在得到证书时已在当地待满5日。8月1日，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局对州内检疫做了补充说明，指出公共卫生和海洋医院服务局签发的健康证书同样有效，同时再次强调不赞成对商品或邮件实行检疫限制。“不必对货物实施检疫”标志着路易斯安那州彻底抛弃了此前针对“污染物”的检疫措施，而“互认健康书”则是为了减少州内往来的阻碍和限制。当时，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对“蚊子说”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实施了许多不必要的检疫限制，阻碍了铁路列车的运行，造成居民生活必需品的短缺，甚至妨碍了州卫生局医疗人员前往疫区的救助活动。基于此，8月8日，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局再次发布声明，进一步调整检疫安排。此声明指出，面对下列三种情况，任何教区、城镇或社区不得阻止人员、车辆进入。一是持有非疫区卫生官员或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卫生官员24小时内签发的健康证书，证实在签发前6日不曾到过疫区之人；二是火车或轮船乘客没有违反检疫条例；三是邮件、货物和包裹来自非疫区，或具有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的熏蒸证明。该声明还强调，如果各地继续实行不必要的检疫，州卫生局将会呼吁州政府出动民兵，恢复和维持秩序。显然，由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疫情最为严重，该州不仅面临抗疫压力，更要承担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的责任，若偏废后者，未及疫情消失，恐怕早已商业凋敝，甚至会令不少民众衣食无着。因此，路易斯安那州在禁止外来感染者输入，阻止本地感染者州内流动的前提下，还竭尽全力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

作为疫情“震中”的新奥尔良，不仅要对来自其他疫区之人实施严格检疫，更有责任防止本地感染者流动到其他地区。1905年7月23日，怀特与经新奥尔良的5条铁路的管理人员、州卫生局主席举行会议，筹办由美国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负责的拘留营，目的是对前往外地的新奥尔良乘客实施为期6日的医学观察。随后，南太平洋铁路上的埃文代尔、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上的哈拉汉，以及新奥尔良和东北铁路上的斯莱德尔先后设立拘留营。总体而言，不管是联邦、州还是新奥尔良，它们都把检疫重心集中在黄热病感染者身上。不同的是，联邦重在禁止感染者进入传播区域，各州竭力防止外来感染者输入，而新奥尔良则是把更多精力放在阻止本地感染者外流。

按照“蚊子说”，埃及伊蚊是黄热病的传播媒介，被感染的埃及伊蚊则成为疫情期间各州检疫的另一个重点对象。承运香蕉的货车车厢内经常出现埃及伊蚊，因此不少地区对香蕉运输实施检疫。7月29日，密西西比州卫生局指出：“虽然本卫生局认为货运不会传播黄热病，也不打算加以限制，但香蕉运输可能会载有被感染的蚊子，因此装载香蕉的货车不得在密西西比州境内打开。”8月11日，美国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向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及佛罗里达州的卫生官员发出指令，禁止把来自疫区的香蕉运输到黄热病传播区域，不得限制其他南部港口的香蕉出货。与此同时，阿肯色州已经禁止运载香蕉的火车通过该州，即使目的地是非传播区域。8月31日，佛罗里达州卫生局表示，货物不会传播黄热病，但必须限制来自洪都拉斯或中美洲港口的香蕉，因为被感染的埃及伊蚊可能藏身于香蕉之中，然后被运到其他地区。新奥尔良不敢掉以轻心，对所有从本地出发的火车、货车甚至是邮车实行烟熏，烟熏工作由公共卫生与海洋医院服务局负责。疫情期间，从事烟熏的工作人员近百人，总共有33,565辆车接受了烟熏，然后装货运走。阻止受感染的埃及伊蚊从疫区流向非疫区，意味着消灭非疫区潜在的黄热病传播媒介，打断传播链条，进而预防黄热病的扩散。

总之，不论是防范黄热病感染者的跨区域流动，还是阻止受感染的埃及伊蚊从疫区流入非疫区，这些措施都是基于“蚊子说”的黄热病传播理论，通过控制传染源和传播媒介切断传播途径，进而遏制黄热病的蔓延。相较以往，1905年疫情期间的重点检疫对象从“污染物”转向埃及伊蚊，检疫流程也发生变化，更加精准，从而减少了对地区之间商贸往来的影响。

不过，限于美国联邦二元体制和地方自治的传统，美国检疫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弊病在这次疫情中再次暴露出来。首先，各州的具体检疫规定相差较大。尽管联邦卫生部门将来自疫区之人的卫生观察期定为6日，但各州对观察期的规定有所不同。同时，对于来自疫区之人是否被感染，各州的认定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路易斯安那州、伊利诺伊州把联邦、州和地方卫生官员开具的健康证书作为证据。为防止证书造假，佐治亚州在签发证书时，创新了防伪机制，证书持有者除在证书上签名外，还需按上右手拇指的手印作为标记。而亚拉巴马州和德克萨斯州认为，个人宣誓书就可作为可靠证据。其次，各州独立实施检疫规定，自然会导致重复检疫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引起地区间的冲突。疫情期间，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纳州围绕水上检疫问题甚至爆发“水战”。最后，地方当局未必会完全遵从州的检疫规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曾多次采用武力，抵制州卫生局的检疫指令。在路易斯安那的温顿市，由于当地民众尚未接受“蚊子说”，认为黄热病可通过包裹、信件等物品传播，该市曾拒绝接收邮件。简言之，导致这些弊病和问题的直接原因就在于，美国还未能形成一个高效统一的全国检疫体系，这也推动了随后的全国检疫制度改革。

余 论

19世纪后期，现代医学开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黄热病、霍乱、结核病等众多传染病的病因及传播途径被逐一揭开。伴随着医学知识的更新，传染病疫情治理的目标、措施和程序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以1905年美国的黄热病疫情为例，疫情治理开始主要基于“蚊子说”。在作为疫情“震中”的新奥尔良，卫生当局已不再依靠改善城市公共卫生，而是通过纱窗、蚊帐等保护病人免受蚊子叮咬，切断传播途径，利用烟熏和遮盖蓄水池等措施逐步消灭黄热病的潜在传播媒介，同时积极向普通民众宣传“蚊子说”及防蚊灭蚊的必要性，促使他们配合并参与抗疫。在全国层面，美国的检疫工作也不再把目光聚焦在所谓的“污染物”，而是重点关注蚊子与人。正是在医学科学的正确指引下，1905年新奥尔良黄热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当然，“蚊子说”的致病理论还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家层面，这种医学理论是20世纪初美国开启灭蚊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按照美国学者戈登・帕特森(Gordon Patterson)的观点，这场运动发轫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愿景。在他们看来，灭蚊有助于提高房产价值，鼓励旅游业，并刺激经济增长。此外，“蚊子说”的致病理论还从医学角度为这场运动的展开提供合理依据，进一步论证了灭蚊的必要性。在国际层面，“蚊子说”被运用于美国海外殖民地的黄热病治理。美西战争结束后，古巴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但当地的黄热病严重威胁到驻古巴美军的生命安全。在这种背景下，由里德等人证实的蚊媒理论很快被付诸实践，最终成功控制了哈瓦那的黄热病。另外，20世纪初，美国接手了巴拿马运河工程，但黄热病令不少劳工染病身亡，进而耽误施工进度。鉴于此，巴拿马运河工程的卫生官员积极采取灭蚊之法，迅速根除了运河区的黄热病，扫除了运河开凿的重要障碍。不论是美国在古巴的灭蚊行动，还是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灭蚊措施，都旨在维护其殖民统治和攫取海外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蚊子说”已然成为美国维持殖民统治的医学工具，同时服务于其海外扩张的目的。

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蚊子说”在1905年美国黄热病疫情防治中的成功运用，为我们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历史借鉴。每当新型传染病大肆向人类袭来，疫苗和特效药物总是姗姗来迟，人类也不得不把重心转向预防，尽管治疗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发挥效用，但只要搞清这种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并将其运用于预防工作，同时向民众普及相关的医学知识，推动全民参与抗疫，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遏制传染病流行的效果。

作者王光伟，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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