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抗疫一线：那些上海医生们的清闲与苦恼

特殊时期，医务工作者们承担的比以往更多

撰文 | 陈晓妍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如果不是住在医院，胸外科主治医生王兴不会发现，诊室里的诊查床太小，半夜睡觉翻个身，人就会掉下来，还好保障处的工作人员帮忙添置了一张行军床。

公厕改造成浴室，卫生条件一般，盒饭也差强人意。但王兴也知道，对疫情风暴下的医院来说，给医护人员提供这样的保障已实属不易。

上海进入静止状态的近一个月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赵晓菁终于闲下来了。科里近一个月来，只做了十几台手术，这是封控前一天的手术量。

“很闲，也很苦恼。”赵晓菁这样概括自己的日常。

疫情之下，除了支援方舱、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大部分医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他们做着与平日相似的工作，也必须时刻准备面临新问题。

“我们能听到的只有眼前的哭声”

讲述者：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兴

从4月10号起，我返岗回到医院，吃睡都在门诊。

“气泡化管理”是我们医院采用的防疫模式，每个科室分为门诊组、病房组、急诊组等小组，七天换一班，每个组都是独立的“小气泡”，互不接触。如果某个小组成员密接或者感染，“气泡”被戳破，缺口就只能靠其他组顶上。

最重要的是保证“气泡”不破掉，但“气泡”很容易破。医护人员被感染，人手就不够。我封控在公寓时，隔壁有阳性的患者，但是我还是第一时间和社区商量，如果同事们实在扛不下去，我必须要来上班。

回到医院后，我在门诊主要工作就是看病。病人很少，基本一天下来只有七八个。

我们科室一般每周还要负责一次核酸检测的工作。早上七点集合，一直到下午两三点，这段时间不吃不喝，也不能上厕所。

我在网上偶然看到，很多患者都在为买药发愁。但是我很纳闷的点在于，在去支援核酸检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是能出小区的，比如快递员、社区志愿者，还有一些防范区的居民。

我想，假设患者自己或者托人来我的门诊，不就能吃上药了吗？

结束核酸工作，我无意发了一条朋友圈，上海地区有需要配药的朋友，可以找人到门诊找我配药，或者让我查询一下医院有没有药，如果没有不必白跑。原本，我只是想帮助自己认识的患者，没想到，这条消息被多方转发，传到上海缺药的患者群体里。

发完朋友圈，我午休一觉醒来，发现微信里涌进来密密麻麻的好友验证消息。两个小时之内，有近两千个人找到了我。消息太多，电量疯狂往下掉，一个小时就要充一次电。

我忙着一边查药，一边回复患者。打字打得手酸，后来居然发现，因为发消息太频繁，被系统判定为营销行为，聊天功能一度被锁死。

在那之后，陆陆续续有志愿者和居民上门配药。虽然来的人总量不多，但有一次，连续来了三四个人，每个人都揣着几十张医保卡，各自配走小区居民所有需要的药物。一下子解决三四个小区居民的用药问题，这也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几天，每天都会有几百位患者添加我的微信。这件事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消息根本看不过来，只能尽量挑情况紧急的咨询回复。

冷静想想，如果只是帮助熟悉的患者，几乎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当配药的对象变成陌生患者，医疗风险就会变大――患者是不是第一次吃这类药物，是否会有不良反应？志愿者如果抄错药单，导致患者吃错了药，这问题谁来负责？万一有患者误会医生开药有利可图怎么办？

我也担心，这会不会给我自己或者医院带来什么麻烦。

但我还是坚持做了这件事，我们科的主任也全力支持：“这是好事，放手去做”。每次打开微信，总有一种“众生皆苦”的感觉。我们都坚信，在这个时候来配药的患者，是真的需要，这个风险我们既要冒，也要和每个来配药的志愿者讲清楚，并且做好病情记录。

有的年轻人来配药，却不了解详细的病情。一问才知道，是帮小区里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取药的。这类患者，我也更尽力去帮。一般有子女在身边的老人，配药途径会更多。但这种老人，你不帮他，他可能就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

特殊时期，医务工作者们承担的比以往都更多。在胸外科，很多是病情严重的肿瘤病人，病人和家属本就比普通病人更容易情绪激动、紧张。外面的患者抱怨医院关停之后无法看病，一些住院的患者又天天吵着出院。我见过好几次，患者或家属因为核酸过期几个小时，不能住院或陪护，与护士吵架。接受指责、谩骂，是我们一线医护人员每天要面临的事情。

经常会有患者在微信上问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化疗。但医院目前只有几个化疗床位，我们必须做出决策，把化疗机会给最需要的病人。病人化疗流程也变得繁琐，以往只需要开张单子，让病人自己走流程就可以。现在除了交代病人做好核酸，还需要跟肿瘤科沟通开药，跟化疗中心沟通配液，联系急诊科医生做静脉穿刺。交费、取药、化疗、拔管子，都要由我安排。

但是门诊部的主管老师和我说，她知道病人很困难，能帮一个就帮一个，只要她能做的绝不推脱。

在封控期出院的患者，我们医生也会自己开车，送患者回家，或者送到车站和机场。之前，科室收治了一位重症老人。因为疫情，家属不被允许入院陪护。眼看着老人快不行了，我们跟医务处沟通了下，医务处设计了人性化又严谨的流程，成功把老人的女儿带进了病房，可喜的是，这名老人近期又好转了起来。

但医护人员不可能兼顾所有的病人，我们能听到的只有眼前的哭声。有的医生手术很多，导致患者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排队排了一两个月，现在手术又要延后。这时如果病情发生进展，医生会很惭愧，但也很无奈。

“病人很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讲述者：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赵晓菁

4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到我们医院发热门诊来的病人，最多50%-60%都是阳性患者。三甲医院的急诊大厅，很难做到完美的防护和封控，所以交叉感染很厉害。阴性的急诊患者留观时，被阳性的急诊患者感染，医务人员忙得喘不过气来，也变成阳性患者，真是人间乱象。

当我感觉到疫情开始变得严峻，宁愿饿着肚子，也不在人员混杂的医院食堂吃饭。但奥密克戎的传播力跟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防不胜防。我们手术室里一个麻醉护士阳性了，在手术室内的所有医生护士全变成密接或次密接。

我们的年轻医生两个星期换防一次，但护士一个都换不出来，因为护士被抽走一部分去支援方舱或去定点隔离医院，还有被感染阳性的，这又让一些护士成了密接或次密接。我们的护士长至今还在医院，没出来过。轮到我换防时，身为胸外科主任，我过意不去，陪着护士们又多坚持了一个星期。

坚持在一线岗位的医护人员

封控久了，心理不强大的人真的撑不住。

现在病人不多，人清闲了，但真的很苦恼。很多不是医生专业范围内该考虑的事，现在都要考虑了。

4月3号那天，仁济医院南院被临时征用为定点隔离医院。原有的患者都要在24小时内紧急安置好，该回家的回家，必须接受治疗的就运到东院。转运当天，公共交通停了，我和科里医生凭着我们的工作证，开着车子把病人送回家，或者送到高铁站和机场。

符合出院条件，又回不去的外地病人，要帮他们安排周边的宾馆。很多宾馆都不开了，我跑了很多家，拜托老板帮忙安排几个病人，再去居委会开通行证。

老实说，病人都很苦，我觉得很无奈，对不起他们。

有一个气管肿瘤病人，是个40多岁的医生。三月底，她从福建来到上海，想做微创手术。

最开始跑到了上海肺科医院，刚好碰上医院封控，不接收病人，于是找到了我。但跟我联系当天，因为那个麻醉护士阳性的事，我们医院整个大楼也被封掉了，只好让她先去南院。

当时正好是上海划江而治的时候，从浦西去不了浦东了，我又被封在医院里出不来。我就给她一个建议，我给了她一条路线，让她从浦西打车到距离南院最近的关卡，到了关卡，把关于她病情讨论的聊天记录给关卡的人看。结果很幸运，她闯关成功。

到了南院，没想到，这位病人刚做完核酸检测，南院又发现了阳性病人，也封控了。

三次封控，都让她碰上了。她被封控在门诊里面，无处可去，南院附近的宾馆全都被征用了，她无处可去，就在门诊的椅子上坐了两天两夜。一个40多岁的主任医师，在被封控在门诊椅子上的时候，电话里朝着我哭，说：“我咋办？”

这就是这场疫情下普通病人的遭遇，想想都要掉眼泪的。

门诊连吃的也没有，早饭是我让年轻医生帮忙送进去的，午饭靠门诊同事接济一点方便面。

在门诊待了两天，她才终于住进病房。没想到手术前一天，南院又临时改为定点隔离医院，她又在大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被紧急转运到东院的胸外科的病房，最后终于做了手术。

疫情下的外科手术

手术做完了，可以出院了，她又买不到车票了。开始天天抢火车票，一直到术后第十天，才抢到票，我派车，把她从病房送到虹桥火车站。她回去还得在福建隔离14天。

能做上手术，已经算是幸运的病人了。从4月1号到21号，我们整个科室只做了10多台手术。这是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的手术量。平时，围手术期的患者至少都有80个左右，现在最少的时候，一个科只有8个病人。

疫情时期，因为防控原因，病床周转变得艰难，手术也因为二级防护变得困难的多，同时在防疫上的支出却在增加，也给医院和科室运营增加了很大压力。我在科里制定了政策，要入院的病人，必须由医生提前报备，每天早上、下午，我们都要讨论病例，根据病情缓急程度接收患者。

4月18号，医院已经连续6天没有新增的阳性患者。有的患者情况已经很紧急，必须开刀，没法再等，我忙安排了一批患者，做完检查之后，按照防护要求做了手术。

经过这场疫情，我猜测，上海的医疗市场会发生变化。外地病人来不了上海看病，等不及的就在当地解决了，像华东地区，也有医疗水平比较高的医院，其实也能满足看病的需求，有些患者以后不会到上海来了。

短期之内，一些被延误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回到上海治疗，但长期来看，上海的医疗总量，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了。

来源：医学界

责编：万顺顺

校对：臧恒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