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迄今杀死人类最多的传染病，上海监狱如何管理患病犯人？

18至19世纪，欧洲不少文学青年崇尚一种传染病。患病者通常都拥有忧郁的眼神、消瘦的身材、时不时掩住口咳嗽几声，白色手帕上留下一丝殷红――充满“文艺浪漫”。

这种病，就是结核病。其实，它与浪漫主义没有丝毫关系，反而非常冰冷残酷：结核病是迄今为止杀死人类最多的传染病，至今仍是世界头号传染病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2020年全球估计有990万人患结核病，130万人因此丧生。

结核病中最常见的是肺结核，会通过呼吸道以及飞沫传播，在监狱这样人员集中的场所更需要百倍注意。患病犯人咳血、吐痰、发病，都会带来极大风险，而且因为患病，有的犯人负面情绪严重，偶有轻生念头，监管挑战极大。

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上海市南汇监狱民警向我们讲述了在特殊场所里，这些特殊病人的经历。

与结核病犯“朝夕相处”

“报告，杨刚咳血了！”收到现场罪犯的报告，民警倪超立刻赶到现场，眼前的情形不容乐观：监舍的地上，盥洗室墙壁的瓷砖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点状、片状，看得倪超头皮发麻，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鲜血，身体和心理都产生了强烈不适。短暂的发愣后，他赶紧上前询问情况，并把病犯杨刚扶上轮椅，推他去总医院看急诊。

杨刚带着哭腔问：“医生，我会不会没命啊？”总医院内科医生和传染科医生会诊后判断，这次咯血不是肺结核复发，而是因为咳嗽太用力，肺上的血痂掉了，才不断涌出鲜血。医生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方案，在护士和倪超的安抚下，杨刚心里安定了一些，配合医生治疗。

“肺结核毕竟是传染病，肯定会有点担心，但我知道康复期内基本不会传染。当时情况紧急，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出事！”倪超说，直到杨刚情况稳定，他才发现，鲜血和呕吐物都沾在自己衣服上了。“该洗的洗，该消毒消毒，有时这也避免不了。”

现在说起来云淡风轻，但倪超这个“90后”刚参加工作时，心里还是有些打鼓的。南汇监狱是以老、病、残罪犯为收押对象的功能型监狱。倪超工作的二监区是集中收押结核病犯的监区，关押的都是结核病康复后的病犯。有的病犯还同时伴有癫痫、糖尿病、癌症等疾病，有人肢体或五官不健全，有人腿部会季节性溃脓。其他病症发作时引起结核病复发，也非常棘手。

二监区有一个犯人患有肺结核、癫痫、甲亢等疾病，其中发病最为严重的是癫痫，多的时候甚至一天要反复发作十数次，由于癫痫的频繁发作，这个犯人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很差，也导致他的肺结核病频繁复发。

这时，提高组内罪犯防病防疫的意识就非常重要，倪超要求组内其他罪犯规范佩戴口罩，安排护理劳役罪犯及夜间执勤罪犯对该犯人进行24小时看护，重点观察他是否存在复发可能。同时加强防疫措施，在日常消杀的基础上，增加其所在监舍与活动区域的消杀，将他的衣物用消毒水浸泡。直到该病犯病情稳定为止。

倪超说，也有犯人“恃病而骄”。“有人总嚷嚷自己身体不好，没办法参加劳动，有时会多要一壶热水泡脚，或者要吃营养餐，甚至要求给他配一个护理犯，专门照顾他。”明显无理的要求，就得直接回绝，不能让他们钻一个空子，但合理要求，倪超也会和医生、上级做好沟通后反馈。

为特殊罪犯当“摆渡人”

倪超观察到，和其他罪犯相比，肺结核罪犯心理失衡、自我评价错位的情况会更严重。这样特殊的犯群，除了生理上的治疗，还需要心理上的康复。

“有时候咳嗽几声，他们都担心自己的病是不是复发了，会很焦虑，然后自卑、抑郁这些情绪都涌出来了。”倪超说，“所以要注重思想教育，让他们保持乐观心态，科学认识病情，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努力改造。”

杨欢五十多岁，因毒品犯罪入狱，曾经也是一名吸毒人员。他身患肺结核、高血压、脑梗、冠心病等疾病，身体底子差、刑期长、年龄大，对自己的改造极度悲观，总说“我反正活不出去，能过一天是一天”。2018年年末，因病情反复，杨欢在内科、传染科轮换住院治疗，长达3个多月，这让他“改造无望”的情绪到达了顶峰，对民警和医生都没好气，也不配合治疗。

在他住院期间，倪超多次探视，关心他的病情，听他偶尔会念叨儿子，便找到了最大的“症结”――家人。在与杨欢家里取得联系后，倪超告知了他们杨欢的近况，并劝家属通过信件、亲情电话、会见等方式，多鼓励支持他。果然，有了家人的关心，杨欢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也调整好心态，不再患得患失，积极配合治疗，争取与家人早日团聚。

与男性罪犯相比，女性心思往往更加细腻，心理状况也很需要关心。民警方妮娜对“三无犯”丁丽印象很深。所谓“三无犯”，指的是没有汇款、没有通信、没有会见，也就是完全缺乏家庭支持的犯人。丁丽家在西南山区，六十多岁，瘦瘦小小，头发花白，总是一副很容易受到惊吓的样子。

“没有家人，没有文化，也没有钱，她总觉得别人看不起她，心理很脆弱，再加上有结核病，就更敏感。”方妮娜知道，丁丽从来没有读过书，名字也不会写，为此她很自卑。其他犯人对她的病也有些介意，即使丁丽好心帮别人洗碗或盛饭，人家也会赶紧夺走自己的碗，不让她碰；丁丽又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说话，她总会把自己带入进去，觉得人家在评论自己，这就让她更多疑。

解铃还须系铃人。方妮娜以身作则，从不“特殊对待”丁丽，与她接触时不会戴手套，穿防护服，表现得很自然。方妮娜也向丁丽同监舍的人科普，所有新收的结核病罪犯入狱时，都会先在监狱总医院住院治疗，回到监区时，病情已经处于巩固治疗阶段，基本不可能传染其他罪犯。而且餐具都经过严格消毒，不必心有芥蒂。“你们这个监舍每个人都是病人，将心比心，互相体谅一下吧。”

丁丽也很听方妮娜的，与其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不如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她很要强，不仅劳役积极，在学习班也是最下功夫的，会把新学的字词反复抄写很多遍，认真标上拼音来记背，时间长了，她已经基本能独立完成监区布置的作业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监狱里的传染病斗争

方妮娜在监狱工作十几年，因为怕家人担心，从未提过自己工作中会接触什么类型的犯人。倪超的女儿刚一岁多，虽然他对监管工作已经非常熟悉，有时甚至会忘了自己面对的是结核病犯，但下班后，他还是会在更衣室换好衣服，回家多洗几遍手再去抱女儿。

“我很能理解青年民警的心态，他们都很棒，不过谁一开始都会怕。”陈福林是二监区的元老，“60”后，管理传染病犯很有经验。陈福林说，青年民警有的孩子还小，有的刚结婚，有的才走出校园，对他们而言，对结核病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现在二监区的相关机制已经很完善了。”

陈福林1984年退役到白茅岭农场工作。2002年，白茅岭农场有20多个肺结核病犯，为了避免犯群中发生传染，农场领导决定将传染病罪犯集中关押。当时农场的医疗条件较差，社会上对结核病的认识存在误区，所以民警们对管理结核病犯顾虑很大，接下这个担子的陈福林更是犯愁。

“结核病的重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杜绝结核病罪犯随地吐痰，就是防控的关键！从农场卫生所出来，我心里就有底了。”接手管理传染病犯后，陈福林将控制传染源放在了首位，他找了20多个带盖的塑料瓶子，给每名病犯发了一个，要求他们有痰就吐瓶子里，并随手拧紧瓶盖；他还到农场医务所借来紫外线消毒仪，每周亲自对监舍进行紫外线消毒；同时，他定期带结核病犯去农场医院复查，发现有复发的病犯单独关押进行治疗。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陈福林所管理的结核病监组的病情稳定，没有新增病犯。

2007年，陈福林被调到南汇监狱，进入集中收押结核病犯的二监区，他带来了自己多年的经验。“我们监区集中收押传染病犯，就应该在全局做内务卫生的标杆。”陈福林说，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每个人必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勤洗手。

但有段时间，陈福林看到监区楼前的草坪上经常有纸团。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是个别结核病罪犯为了偷懒，将痰吐在纸上，团起来随手扔到窗外。即使陈福林反复在罪犯中教育宣传，告诉他们随地吐痰的危害性，但这种现象仍屡禁不止。“我发动罪犯来监督罪犯，让他们人人自危，很快将痰吐在纸团里乱扔的现象就消失了。”

同时，陈福林还给每个监室都发放了痰盂罐，每天一次喷洒消毒药水、每周两次对监舍内紫外线消毒，同时隔离了日常用品（如饭碗、毛巾、脸盆、茶杯）隔离，并对重点监舍有针对性消毒。这样便有效控制了结核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对病犯而言，还有一件和吃饭一样的大事――吃药。肺结核在康复后的半年，必须坚持服药巩固。可肺结核药吃完容易反胃，有的犯人身体反应很大，就会趁队长不注意，偷偷把药丢掉，这给康复治疗带来了极大困难。所以病犯服药时，拿药盒、端水杯、吞服、张口检查，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必须真正做到“服药到口，咽下再走”。

“有人反映，吃药难受，想吃点面食舒服一下，这条件我们很好满足。但有的人就是不听劝，这时候我就告诉他家人，他在监狱不吃药，出狱后结核病复发，会传染给你们。家里人一听，都很害怕，赶紧劝他好好配合治疗，不要害了全家。”陈福林笑着说，这叫“见招拆招”。

监区组建17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肺结核病传染的事件。陈福林说：“管理传染病监区，和管控疫情一样，都要精准闭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一旦有一点漏洞，整个都会乱。世界上所有事，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就能事半功倍。”

（吴刚、杨欢、丁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