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最快的骨科细分领域，年薪60万抢不到人

一年80多万台的手术量，让运动医学成了资本下一个“宠儿”，比器械先行一步的运动康复门诊，有可能出现下一个“医茅”吗？

图/徐梦桃 来源/新华社

文 | 《财经》记者 凌馨

编辑 | 孙爱民

2022年2月，上海一家运动医学门诊确定了新一轮融资，金额数千万元，估值较半年前翻了一番。

在如今的医疗健康大赛道，这是堪令同行羡慕的待遇。自2021年四季度起，随着二级市场医疗股的低迷走势，一级市场对医疗赛道的热情也不及以往。不少新药研发企业自2021年夏天就启动了融资，至今没能完成交易。

运动医学领域，呈现的则是另外一派景象。冬奥会效应下，民众的冰上、雪上运动热情被激活，由此发生的伤痛的诊疗、康复需求日增。在行业上下游，半年一轮融资、三个月内确定交易的故事频频发生。

2022年1月，运动医学器械企业天星博迈迪获得了数亿元B轮融资。2021年，至少七家同类企业获得了总额不低于5亿元的多轮融资，投资方包括高瓴资本、君联资本等知名机构。据前述运动医学门诊创始人描述：“还有更多的投资方，正等着我们的下一轮融资。”

运动医学正渐渐成为医疗投资的新宠儿。

雪道沿途，是运动医学

“三亿人上冰雪，雪道尽头是骨科。”这是随着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举办，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

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自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3.46亿人。

冰雪运动火热，伤病增加在所难免。在北京，仅延庆滑雪场2017年到2018年雪季，就有428人因伤病需急诊处理，其中61人需要转院住院治疗。也就是说，3个月内，每天都有4个到5个人因滑雪受伤送医。

滑雪爱好者间流传着一则名为“滑雪很贵”的帖子：国产胫腓骨钢板每个3000元―4000元、手术费用每次10000元―100000元、救援直通车按里程计算，另有误工费、营养费、康复费等未计。

这是“雪友”间的自嘲，但若真在滑雪中受伤，要花钱的地方远不止于骨科。上海体育学院吴晓华在对东北十处滑雪场2018年至2020年滑雪季的运动损伤数据进行梳理后发现，骨折仅占滑雪受伤的12.3%；膝盖、肘腕、肩和踝关节受损，占全部损伤的将近半数。

诊治这些损伤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骨科创伤医生，而是体育与医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运动医学。通俗地讲，运动医学看的是运动系统的损伤，除了在运动中崴了脚、扭了膝盖、抻着手腕导致的韧带断裂、半月板撕裂等，老年骨关节炎、肩袖损伤也都属于运动医学的范畴。

国际奥委会医学与科学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北京冬奥会医疗核心专家组组长李国平坚决不同意“雪道尽头是骨科”的说法。他在接受《财经・大健康》记者采访时说，在雪道和冰场沿途，无论是滑雪救援医生队伍的建设，还是微创重建和运动康复技术的应用，核心是运动医学从头到尾给予的保障精准到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雪道的尽头应该是快乐和健康，甚至是伤后重返。”

图/pixabay

本届冬奥会，徐梦桃、齐广璞分别为中国代表队摘取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金牌。正是中国运动医学让这两位“四朝元老”在一次次受伤后重回赛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不但要在高空做各种旋转动作，还要稳稳站在雪上，这一‘站’如果不稳摔倒，就可能造成前交叉韧带的断裂。”领导过包括四届冬奥会在内十届奥运会医疗保障工作的李国平指出。

在冬季雪上项目比赛中，膝关节韧带损伤比较常见。拥有一金两银三枚奥运奖牌的徐梦桃，就不止一次受过这样的损伤。温哥华冬奥会前，右腿前交叉韧带断裂；索契冬奥会前，右腿内侧副韧带撕裂；平昌冬奥会前，左腿前交叉韧带断裂。

“对于这样的损伤，我们通常采用先进的微创技术。”李国平打了个比方，先要打个重建“隧道”，然后移植一段新的“韧带”，它可能是伤者自身的，也可能是同种异体的，甚至人工韧带。而这些微创重建技术，医生只能在两个只有筷子粗细的关节镜小孔里进行精准操作。

“运动医学的目的就是给运动保驾护航。”上海市第一医院骨科运动医学主任医师陈疾忤对《财经・大健康》记者说，这个学科并不会做关节置换那样的“终极手术”，更多是肌腱、韧带等周围组织的“小修小补”。

虽是“小修小补”，“雪友”一旦受伤求助运动医学，花费比骨折等手术只多不少。在广东的公立医院，用于韧带修复的带线钿钉，一套要8000元，固定肌腱和韧带的带袢钛板12000元，固定植入物的界面螺钉也要3300元。这样的微创手术，还需要关节镜、动力刨削系统配合，一台设备就要数十万乃至100多万元，患者使用配套耗材也得花钱。

精细的手术、昂贵的耗材，在此前并未带动学科与行业的发展。根据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完成关节镜手术11万余例。而美国的同类数据在2007年就已达到363万例。关节镜手术，被视为衡量运动医学发展的重要指标。

运动医学曾被视为 “特种医学”，专为精英运动员服务。2007年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成立时，“只有近200名医生能够实施关节镜微创技术的队伍”，身为创始主委的李国平回忆。

“像美国那样更成熟的医疗市场，骨科的四驾马车比较平均。但在中国，创伤和脊柱细分赛道发展早些，关节这两年也发展较快，运动医学是拖后腿的。”启明创投执行董事张奥对《财经・大健康》记者分析。恰恰是行业发展与欧美的差异，再加上伴随经济发展兴起的运动需求，正是资本看好运动医学的主要原因。

“原先大家对运动医学都不懂，可能当时的经济水平也不需要运动医学来帮助大家提高运动的能力。”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医生叶庭均分析。他从2010年开始主攻运动医学，不少医生也在那几年由骨科或康复科转向了运动医学。

“转行”的医生们等来了运动医学学科与市场的蜕变，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和全国各省市运动医学分会已经有了近万名成员。李国平说，“你现在到全国各省去看，各地运动医学专家都能使用关节镜处理运动损伤。”

以运动医学科著称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平均每天要做近30例运动损伤相关手术。每名患者从开出住院单到手术，还要经过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的“排队”。

“截至2020年，中国运动医学在运动创伤方面的植入物耗材市场规模已达50多亿元，运动康复市场则将达上百亿元。”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陈世益曾表示，预计未来中国运动医学市场总规模有望达到2000亿元。

争抢运动康复师

在陈世益的预期中，2000亿元的运动医学市场，非器械收入将占半壁江山，这部分主要有运动康复、运动处方师的培训认证等服务。与植入物耗材相比，国内目前的运动康复医疗服务市场先行了一步。

与其他学科不同，运动医学的诊疗中手术成功只能算完成了51%，如果康复做得不好，疗效很难被患者认可。以膝盖部位关节镜手术为例，有人术后一个月，膝盖就能弯到90度；有人十个月后走路仍一瘸一拐，很多日常的动作都不能做，也不敢再做任何运动，甚至从此“瘸”了。

对“熟手”医生来说，运动医学的微创手术本身并不复杂。上海第十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吴鹏每年仅膝盖手术就要做600多例。半月板撕裂后的缝合手术，他只要花10分钟就能完成，单侧韧带手术只需20分钟。“术后效果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重视患者的康复。”

十年前，医生们对运动指导和术后康复的理念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曾有医生面对一些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病人询问如何复健时，不知如何作答。

如今，至少在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的运动医学门诊，医生们都会嘱咐患者做好康复训练，甚至画好图、在诊室里直接上手演示。“要通过康复训练，让伤处顺应关节正常的活动轨迹生长，让它的活动功能尽快恢复。”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秘书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告诉《财经・大健康》记者。

图/为了恢复得更好，一些运动医学的医生会亲自给患者简单的康复指导 摄/凌馨

这样的理念始于2005年，李国平等运动医学专家推动这个学科由传统康复转向体医融合的运动康复，“一对一地指导患者主动锻炼，包括关节活动、心肺功能、肌肉锻炼、平衡能力，四大方面都要顾及。”

很少有患者能自己完成康复训练。“自主练习很痛，有些人不能按要求完成标准练习动作，或者索性做的运动就是错的。”供职于北京某机构的康复治疗师董月对《财经・大健康》记者说。

中国有3.6万名康复治疗师，但其中专注运动康复的很少。供职某公立医院的一位康复治疗师告诉《财经・大健康》记者，在医保控费制度下，康复项目一次收费五、六十元，康复科几乎是在亏本边缘徘徊。

民营医疗机构瞄准了这个空白，一边与运动医学科医生联手，一边招揽运动康复治疗师，试图把有运动康复需求的患者“抢”过来。上海某康复诊所产品总监向《财经・大健康》记者透露，在该机构2021年的营收额中，有20%―30%是在公立医院接受过手术后的康复病人，“主要靠在我们这里多点执业的医生推荐。”

了解运动康复的医生们对此并不排斥，他们也希望做过手术的病人能够恢复运动，从而在患者中建立口碑。况且，“大部分的运动损伤不需要手术，通过康复治疗能够慢慢康复或缓解。”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医师徐才祺告诉《财经・大健康》记者。

其中，关节和肌肉的扭挫伤，以及因扭伤导致的滑膜炎等，若不注意就可能发展成慢性病，他们和长期劳损患者是民营康复机构的主要客户群。这些病人，在首诊拿到医生的康复处方之后，长达数月的训练都将由康复治疗师主导。

瑞金医院曾为跳水奥运金牌得主陈芋汐诊治腕伤，那是长期倒立带来的劳损，但倒立又是跳水不可避免的动作。此时，应把人体当成一个运动系统来对待，通过加强背肌和核心肌群的训练，减轻手腕负担。如此，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延长她的运动生命。

这样的运动康复，必须由专业医师和康复师共同决策。原因是，一个症状可能会对应十种病，“比如卧推练胸大肌，多数疼痛在运动医学的医生来看，是因为推胸动作不到位导致的肩锁关节高压、炎症疼痛，通过正确指导改变姿势可以缓解。但健身房的教练或‘康复师’常误认为是肩袖的问题。”徐才祺在工作中，经常听到患者抱怨健身房所谓“康复师”的误判，“肩关节有很多小肌肉对稳定性是很重要的，健身房的指导者可能不知道。”

事实上，经历过系统医学教育、并能做出这种专业医学判断的运动康复师，目前在国内正稀缺。运动康复师需要同时兼有医学和运动两大学科背景，开设此类专业的院校不多，想招一名这样的本科或硕士应届毕业生，要在大三或研二学生中抢先“预订”。

能带团队的专家级康复治疗师，往往能拿到60万元以上的年薪，有的还能拿到公司股份，“问题是没有那么多人可‘抢’。”某康复诊所创始人赵卿怡告诉《财经・大健康》记者，这种级别的康复师，市场上最多100多人。

赵卿怡的诊所拥有两位这样的“明星康复师”，其中一名是雪上运动国家队的特聘康复专家，她拥有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物理治疗专业博士学位。

刚毕业的博士，可能要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才能成为执行人员，独立接诊则要两年后。可即便如此，“也需要抢，基本在回国前就锁定了”， 赵卿怡说。应届毕业生月薪在2万到3万间，几可比肩互联网大厂。

成为下一个“医茅”？

能给应届生开出30万年薪的价码，康复诊所的“吸金”能力可见一斑。赵卿怡2020年10月开设的诊所，在一年内营收已达600万元，实现盈利。

一家民营康复诊所的运营总监向《财经・大健康》记者表示，在这一行，主要的客户群是拥有高端消费医疗保险的外企高管，以及曾有海外留学经历、对运动康复有所了解的自付费客户。初诊客单价在1000元左右，长期、稳定康复训练单次收费600上下，每人每周约两到三次。

以此计算，一个定价居于行业中部水平的民营康复诊所，可以在每个稳定客户身上获取的流水在一万元以上。

运动员收费更高，几乎每家小有名气的诊所都会与运动组织签定长期合作协议，如足球、篮球、网球俱乐部，以及马拉松、越野等赛事。“运动员对康复和体能的要求更高，除了治疗师还要配体能教练。每天上午下午各练一次，持续一个月，总收费大概十几万元。有些是俱乐部付钱，也有很多自费的。”前述运营总监认为，对高收入人群来说，花这些钱能让他们尽快重返赛场、职场。

自付费、高客单价，绕过公立医院医保控费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压价，听起来很符合消费医疗的投资逻辑。在二级市场，爱尔眼科、通策医疗分别有“眼茅”“牙茅”之称，皆为连锁民营消费医疗机构。与眼科和口腔诊所相比，运动康复更是一片蓝海，这个领域有望出现下一个“医茅”吗？

据张奥分析，高质量、高利润空间、合规的线下医疗服务，不管在A股还是港股，都是长期高溢价，而且是大基金会重仓的。继眼科和口腔之后，随着国人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运动需求和支付能力也水涨船高。“在北京冬奥会的背景下，大家开始更多参与运动，市场需求肯定是存在的。”

运动系统严重损伤后，到公立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仍是患者首选。而手术后的系统性康复，给了民营医疗机构做大院外市场的机会。据李国平介绍，“社会化康复诊所原来只有十来家，现在已经有几百家，每年增加30%左右。”

市场高速扩张，谁都有成为龙头的机会。一家曾获经纬中国和真格基金注资的民营连锁康复机构，似乎有此野心，该机构在上海设有四家门诊。机构合伙人曾透露，正计划筹建手术中心，并向北京、广深、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复制扩张。

图/主要客户是高收入群体，民营康复机构的环境也更好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不过，现有的运动康复诊所多设于北上广深的城市中心地区，这样能连接到支付能力最强的群体。但这样的发展模式，在一线城市之外还能复制吗？

赵卿怡承认，那会很难。“患者对运动康复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主刀医生的教育。在一线城市，业内现在都认可运动康复的重要性。但我们接触的三线城市，比如嘉兴、金华，他们的意识就会一下子下来了。”

严重依赖一线城市的营收，是消费医疗共同的痛点。通策医疗拥有三家区域总院、15家分院或诊所，一半净利来自一线城市杭州，有人戏称其是“一家医院撑起的上市公司”。

与通策医疗所在的口腔领域比，运动康复的营收难由一家诊所撑起。其服务类别决定了不能让本已受伤的客户太过奔波，单个康复师能带来的效益，也很难与牙科医生比肩。“齿科补一个牙是10分钟，但康复单次可能要一小时，线下康复治疗师一天交付十个人就差不多了。”赵卿怡算的这笔账背后，是运动康复与口腔医疗之间的人效差异。

一个成熟的牙医平均每年能给诊所贡献200万元流水，“明星康复师”对康复诊所的贡献或许也能达到这个量级，但需要配备至少两名可以独立执行后续训练的康复师，他们的报酬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因此，尽管需求不断增加、资本越发青睐，康复诊所也在以年均30%增长，这一行业仍需破解人才稀缺、在二三线城市复制难等难题。

“掘金者”们正努力尝试解决之道。不少运动康复诊所自己培养康复师，但要实现数量级的增长，必须突破单个康复师的交付天花板。

线上远程康复是一些机构的选择。通过对接公立医院，成为运动医学单病种治疗包的一部分，让患者在家自行训练。但无人指导纠正的训练，难以显现效果，也就很难带来进一步的收费或客户增长。

在另一些康复机构，在尝试搭配可穿戴设备传感器监测动作，这些数据可以作为智能化系统的交互基础，和康复师共同给予患者指导。赵卿怡希望这样的治疗方案可以让单个康复师的“产能”实现50倍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即使在美国，数字疗法能否打动患者付费，也未有较大规模的成功案例可供借鉴。

同样的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谁有可能成为先行半步的下个“医茅”，谁会踏错一步错失机会，还需业者在运动医学的“蓝海”遨游后方可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