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治不了自己的抑郁？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孙新宇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当时，北京某著名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找到孙新宇，说自己睡眠不好，想开点药。孙新宇感到纳闷，神内的医生完全可以自己开药，怎么会专门来精神科门诊开药？这位主任解释说，想试试有没有更好的药物。

孙新宇开好处方单，和他寒暄几句，道了别。半个月后，孙新宇到昆明参加学术会议，和外院同行交流才得知，他自杀了。

“我当时就懵了”，孙新宇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多问他几句，为什么睡不着就要跑到我这儿来看病，为什么家人不陪他来？这件事沉在我心里，一直到现在都很痛。这是我做医生的一个失败。”

这个故事的背后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医生也会抑郁。这个事实如同房子里的大象，它就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却绕着走。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PA)在2018年年会时曾发布了一组数据：在美国，医生的自杀率大约是一般人群的两倍多，而这个数字，几乎是所有职业中最高的。

在中国，目前尚无相关的数据。然而，一位从业二十多年的精神科医生向八点健闻提到，仅他所认识的医生中，就有两位自杀离世。

在《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中提到，有27.7%的医务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倾向，其中，有超过1/10的医生存在较高的抑郁风险。

而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份涉及了3万多名中国医学生的研究则表明，中国的医学生中，抑郁、焦虑、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分别是：29%、21%和11%。

在那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到：对于主修健康相关学科的学生来说，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许多不良的个人和职业后果――“它们不仅会损害这些医学生的生活质量，增加自杀意念的风险，也会降低学业成绩、专业精神以及对患者的同情心”。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即使不考虑医生自杀类的极端事件，医生心理状态堪忧的事实正在大大降低普通人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的质量。

在美国执业的华裔精神科医生王丹昭也提到：这种心理情绪亚健康状态，与医生的职业倦怠、精疲力尽相互影响，直接影响这位医生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性，“你可能就会对病人表现出不耐烦，显然会影响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甚至会容易出现差错，导致意外医疗事故……”

致命的顾虑：他们为什么不去看病？

尽管种种数据调研显示出医生患抑郁的风险很高，在现实中，这个群体却“隐身”了。

对这个矛盾，多名资深精神科医生向八点健闻表示，他们曾多次听闻有同行遭受抑郁症困扰，却鲜有人前来就诊。

患病的医生们害怕病情被医院知晓，从而失去晋升机会、丢掉体面的工作。单是想象同事们异样的眼光，就会令他们恐惧万分。

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们，他的病人中，便有两位，被医院调了岗，“一个去了图书馆，一个去了洗衣房……发现有精神问题，医院不敢让他再看病，上手术台了”。

当然，这位精神科医生随即也提到，以目前医院缺人的程度，让一位医生彻底地调去闲职，其实并不多见。但无论如何，一份精神疾病的诊断会妨碍一名医生的发展与晋升，“领导肯定不敢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有精神疾病的人”。

王丹昭讲到了国外的处理办法：由员工心理援助计划（EAP）评估其精神疾病的情况，以是否会影响工作作为是否需要调岗的标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杭州院区的心理治疗师刘志宏教授认为，“有病就治病，治好了该回岗位就可以回岗位了”。他介绍，抑郁症早期干预的话，“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

然而，刘志宏却不得不承认，医生群体中的这种对于精神类疾病的病耻感非常普遍，甚至在疫情初期的武汉前线，这种顾虑同样存在。

曾经作为援鄂医疗队中的第一批的心理治疗师进驻武汉的刘志宏提到，2020年初的武汉，医生们压力非常大，很多人整夜睡不着，就问（随队的精神科医生）：“我睡不着觉，你有药吗？”还会补充一句，“我没有心理问题的”。

“他们会一再强调，不要跟队里说，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给队里添麻烦，但实际上，应该也是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甚至担心领导或同事对自己能力的评估会弱化或者降低。”

在一般情况下，许多医生对于精神类疾病的应对方式是拖延着不去治疗，哪怕心里清楚自己需要接受治疗；还有一些人则特意避开自己所在的医院，到外院甚至外地隐瞒身份看病，甚至不敢用医保支付。

来自上海的精神科医生吴悠（化名）提到了自己实习时就认识的一位主任医生――一位谈吐优雅、年纪轻轻就当上副高的“高冷女神”。女神平时不拘言笑，唯一的缺点是，脾气有些差。

几年前，多年未联系的这位主任突然找到吴悠，称自己的公公年纪大了睡眠不好，考虑是抑郁症，咨询诊疗方案。两天后，她再次登门，坦言得抑郁症的人其实是自己，患病多年，从来不愿意去面对。

主任告诉他，自己觉得遭人厌恶，时常想要自杀，非常痛苦。因为害怕病情被人知晓，不想留下任何医疗记录，便请求吴悠帮助。

吴悠帮她走了后门，开具了电休克和药物的治疗单。拿到药物后，她便与吴悠断了联系。

而令吴悠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一位同为精神科医生的师兄。

师兄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分析师，才华横溢，出生于一个知青家庭，父母盼望能靠他买房，返回上海。毕业后，这位师兄却不巧分到一个分院的边缘科室，“很难收到病人，连主任都吃不饱”。

某段时间，因为家庭经济压力，置换房子的压力，加上晋升无望，师兄出现了抑郁症状，试图割腕自杀。

然而，事发后，院领导把师兄调至更加清闲的岗位。这一来，师兄的经济状况愈发艰难，一年后，他上吊自杀了，离开了人世。

多数时候，这种害怕影响职业发展的顾虑，使得医生们三缄其口，就算鼓起勇气寻求治疗，他们也总是对病情轻描淡写，微弱的呼救使专业人士都无法辨识，而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本文的开头所提到的，孙新宇所遇到的那名医生患者的情形。

一位患抑郁症的医生向八点健闻坦言，当抑郁降临在自己身上时，很难去正视它，怕别人知道，也不想被特殊对待。

“据我观察，大部分能够开口谈论这件事的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就或社会地位，比如本身已经是副高、副教授或者教授级别。他们的抑郁症早已成为了过去式。不再受其困扰，才会分享自己曾经的经历，站在一定距离进行自我审视。在没有风险的时候，医生才能更坦诚。”这位医生说。

医生抑郁的中国特色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8-2019）中曾提到：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焦虑、抑郁、偏执等心理问题突出，外科医生、急诊科医生、儿科医生以及护士群体尤甚。

一份对于北方某三甲医院住院总医师心理状况的筛查显示，那些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正处于职业蜕变期的年轻医生，抑郁症状检出率78.3%，焦虑症状检出率73.9%，睡眠障碍检出率100%。尽管样本量很小，但数据依然触目惊心。

因为工作强度高和持续的应激状态，从全球来看，医护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而在中国，这个问题又添加了很多中国特色。

在前述华西医科大学的那份研究报告中曾提到：与西方或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和医疗保健工作环境的现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中国的患者人数众多，医生人数相对较少，因此有更大的工作量，除此外，在中国，患者与医生之间不稳定的关系经常导致工作场所暴力，而患者，经常便是肇事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精神科主任、妇女精神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唐伟告诉八点健闻，一位跟随他治疗了三四年的产科医生，抑郁的原因之一便是医患纠纷。

二胎政策放开后，该产科医生曾遇到一对想生育男孩的高龄夫妇。他们称多次B超检查结果都是男孩，接生后却发现是女孩，认为产科医生偷换了自己的孩子，遂来医院闹事。

产科医生非常委屈，状态越来越差，一上手术台就非常紧张。在唐伟的诊室治疗了数年之后，那位医生仍然不能克服自己上手术台时的紧张和焦虑，通过与医院沟通，她被调至了其他岗位。

“其实很遗憾的，现在医院特别缺人，这样一位干将型的医生，如果不是真的没办法了，医院肯定舍不得让她不上手术的。”唐伟说。

“我们的医生工作负荷巨大，生活质量也没那么高，我们的文化上又经常会有些医闹、医院暴力，这些情况，很容易降低他们的价值感，引发对自己的否定、怀疑，以及其他一些抑郁情绪……”一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告诉八点健闻。

作为一个医生，在临床上，难以获得成就感，而转身到同行中，迎头撞见的则是严酷的晋升压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一位心理科医生认为，医生圈过于内卷，晋升的精神压力是最大的，要同时兼顾临床和科研。近年来因心理问题前来就诊的医学生也在逐渐增加，科研成果、申请保研与找工作都成为导致医学生焦虑和抑郁的因素。

一位医生提到自己的两位升到了主任医师的同事，在一次竞聘的时候被年轻人给挤掉了，主要原因是因为虽然临床经验很丰富，却不擅长做科研，之后去了一个很闲的地方，这也意味着职业生涯不再有往上的可能。

“临床已经压力很大了，要晋升，却还需要抽时间出来查文献，修学分，写文章”，这位医生解释。

另一位医生则干脆地表示，中国的医疗体系对医生科研成果的要求，也是导致医生焦虑与抑郁的重要帮凶。

“在国外，可能教学医院有科研任务，另一些医生就可以专心搞临床。而在中国，即使是地方医院，区里面、县里面的医院，晋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也是要做科研。”他认为，很多医生其实没有受过充分的科研训练，或者精力根本顾不过来，这时候，科研变成了压垮他们的一根重要的稻草。

在一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合作的调查中，对136所三甲医院的2万多名医生的抽样调查显示，仅三分之一的医生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自评为“好”。对于如此普遍的医生心理状态不佳，我们可以列出一系列的原因，然而，具体地拆分一位医生抑郁的源头，又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个人要是心理不健康了，可能的诱发因素有很多，需要一个多元的全方位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刘志宏向八点健闻解释。

“心理真的都很复杂，它不是单一线条的逻辑来能够解释一些现象，不像感冒，甚至新冠，可以归结到病毒身上，形成一个单一线条的逻辑。很多时候，这些因素，每一个单拿出来是都不是事儿，但是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情况就不同了。”

事实上，在Medscape对1万多名美国医生进行调研，发布的报告中，“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排名第一的造成医生职业倦怠的选项。

一位精神科医生也曾向八点健闻坦言，医院是官僚色彩非常强烈的机构。很多医生觉得体制很僵化、缺乏人文气息，很容易出现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大家对体制有种习惯性的抱怨，认为不会有领导能够春风化雨，关注到医生们细微的需求，改变现状是不大有希望的，进而，连表达也懒得表达了。

对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妙佑医疗国际（Mayo Clinic）发表的一项研究曾指出，想要减轻医生职业倦怠，最有效的是组织层面的转变，而不是个人的改变。

抑郁的医生，谁来接住？

对于医生们所承担的压力，一位精神科医生掰着手指解释：“医生在单位现在遇到的问题有科研压力、临床压力、整个卫生系统的压力等等。” 而一旦这些压力超过了阈值，表现为抑郁、焦虑等等的各种情绪障碍便产生了。

对于自己体内这些不敢示人的异常情况，更多情况下，患病的医生会选择自我治疗。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姚贵忠告诉八点健闻，自己从业三十多年，很少在诊室里接诊患有精神疾病的医生。但他了解到，医护群体服用安眠药或治疗抑郁症药物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人。

姚贵忠分析，这是因为医生能够凭借专业知识，进行自我治疗，他们得到药物的途径也很广泛。一些人通过药物治疗就能痊愈，不需要看病。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心理学系主任官锐园提到了她听说的一些情况，不少医护人员出现一些与压力和心理因素有关的躯体症状，例如神经性皮炎、过敏性紫癜、胃溃疡甚至不孕不育等。也有的医护人员私底下在长期服用抗焦虑、抗抑郁等药物，但真正来心理中心或心理门诊求助的寥寥无几。

然而，如果只注重生物性的治疗，并不能解决很多精神心理问题。

“太懂（生物）医学，有时候反而会限制自己真正去寻求心理帮助”。官锐园认为，医生如果不会调解压力，无法处理自己和同事、领导、家人的关系，没有改变压力应对等行为模式的话，即使药物可以暂时控制症状，心理疾病依然会存在。

而另一方面，目前的医学教育对精神健康方面的缺失，也加剧了这种情况。

官锐园告诉八点健闻：“很多医生对身体健康这部分非常熟悉，但却仍然缺乏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辨识能力”。于是，很多医生“出现了一些可能是抑郁的症状，自己却并没有觉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了，可能只是认为病人对他不好，或者是自己能力不够……”

而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管理体系能够给予关怀和支持，提高医护人员获取心理服务机会的可及性，如开设医护心理支持热线、推送心理健康知识链接、定期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等，这些方式可以有效地缓解医护人员的一些紧张状况和压力。”官锐园说。

姚贵忠也提到：在国外，医院需要设置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专家，由这些人负责对医务人员进行一些心理辅导。而在中国，目前的心理科针对的都是病人，对本院的医护人员心理问题干预得不多。

事实上，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医院，早已开展起了巴林特小组项目。

一位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的参与者向八点健闻解释：那是一种针对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预防和干预团体项目，“可以间接反映医生的情况，如果主持人发现潜在症状，会建议医生就诊”，甚至还有，“护理部的领导陪同来看过病，还给批了病假”。

然而，有人也提到，巴林特只能作为早期预防，“一般真的抑郁了也不会到巴林特报案例了”。

那么，什么是及时而有效的干预呢？

一位就职于某知名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的医生L向八点健闻分享了她自己抑郁症的经历。

数年前，当她第二次站在十五楼的宿舍阳台窗边，有跳下去的强烈冲动时，她向最好的朋友发了消息，“主要是怕对方会因为这件事而有创伤，解释一下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选择。”

身为外科医生的好友电话马上追来，经过劝说之后，好友还给她留下了4个紧急电话号码，以防上手术时联系不上。

在好友的多番鼓励下，L找到了相熟的上级医师问诊。老师告诉她“这是个很宝贵的经验呀，你看你，以后对面抑郁症患者说他的痛苦，你就可以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们跟患者说理解，那都不是真的理解，你就不一样了”……

数年过去了，回想起来，L忍不住感叹：“虽然我扛了半年才真正开始接受规范治疗，但身边的人在很短时间内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支持。这为我的抑郁病情的控制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些年来，她坚持定时复诊、服药，在这期间，她成功拿到了精神病学博士学位，留在医院工作。临床工作之余，她也继续从事着抑郁症相关的研究，希望能够为抑郁症患者做更多的事。

“也许有一天，等升到了副高，我会公开我的故事”，L说，那时候，“我就真正接纳了自己患病这件事，也接纳了自己的病耻感。”

史晨瑾、李珊珊丨撰稿

李珊珊丨责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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